引言：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与上海教育界的集体响应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以北京学生为主导，迅速席卷全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在上海，这场运动引发了教育界的剧烈震荡，导致多所学校集体停课。这一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北洋政府软弱妥协以及学生爱国热情交织的结果。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其学校停课不仅是抗议行动的体现，更是全国反帝反封建浪潮的缩影。本文将详细剖析1919年上海学校集体停课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重点聚焦五四运动浪潮下学生罢课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以及北洋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抉择与应对。
五四运动的根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派出代表团参会，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英、法、美等国无视中国诉求，将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外交失败直接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北京学生率先行动，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运动迅速南下，上海成为继北京后的第二大中心。上海的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积极响应，学生罢课、教师支持，最终导致集体停课。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无能，也标志着中国教育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政治的转变。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学生抗议的导火索
巴黎和会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挫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于1917年对德宣战，期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利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二十一条”相关要求，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铁路权益。然而，日本以“继承德国权益”为由，施压列强。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决定将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仅在条约中注明“日本须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这无异于空头支票。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引发轩然大波。5月1日，上海《申报》等媒体披露和会决议，知识分子群情激愤。学生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群体，率先感受到国家主权的丧失。他们认为，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失败，是由于政府腐败、依赖列强所致。上海的学生团体迅速组织起来，5月5日，复旦大学学生会即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罢课抗议。罢课的理由直指巴黎和会的不公：学生在宣言中写道：“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吾辈青年，岂能坐视！”这一外交失败不仅是领土问题，更是民族尊严的践踏，激发了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感。
在上海，罢课行动从5月6日开始蔓延。南洋公学的学生率先响应，他们张贴标语，如“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并组织街头演讲。圣约翰大学的教会学校学生也打破校规，加入抗议行列。这些行动并非自发，而是受北京学生运动的直接影响。北京学生于5月4日游行时，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权”，并火烧赵家楼，逮捕学生。这一消息通过电报和报纸迅速传到上海，激发了本地学生的同仇敌忾。上海的罢课规模迅速扩大，到5月中旬，已有20余所学校参与，学生总数超过5000人。
上海学校集体停课的过程：从罢课到全面停课
上海学校集体停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个别罢课到全市联动的过程。5月6日，复旦大学学生会率先宣布无限期罢课，理由是“响应北京学生，抗议外交失败”。随后，南洋公学、同济大学、省立第二师范等校学生跟进。罢课学生组织纠察队，维持校园秩序，并分赴街头宣传。5月9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统一协调各校行动，提出“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目标。
停课的高峰发生在5月18日至20日。5月18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全市学校一律停课，以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具体而言，复旦大学停课长达两个月，学生转而参与社会活动，如组织“救国十人团”，抵制日货。南洋公学的学生则在校园内设立“国货陈列室”，宣传使用国货。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虽受教会管辖，但仍集体离校，参与全市游行。
停课的原因不仅仅是抗议巴黎和会，还包括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学生认为，政府在外交上软弱无能，未能保护国家利益。罢课宣言中明确指出：“政府不作为，吾辈自为之。”这一集体行动体现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决心。例如，5月26日，上海61所学校的学生在公共体育场集会，人数达2万余人，会上宣誓“永不买日货”。停课期间，学生还创办刊物，如《学生联合会日刊》，传播新思想，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学校当局起初试图劝阻学生，但面对学生的坚定立场，许多校长选择默许甚至支持。例如，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公开表示支持学生，并亲自参与抗议。这反映了教育界对五四运动的广泛认同。
学生罢课抗议的核心诉求与行动
学生罢课的核心诉求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目标是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决定，并要求北洋政府拒绝签字。5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电巴黎中国代表团：“请拒绝签字，否则全国学生誓死反对。”罢课学生还提出“惩办卖国贼”的要求，直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官员。这些官员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涉嫌出卖国家利益，成为学生攻击的靶子。
罢课行动的具体形式包括游行、演讲和抵制日货。学生组织“演讲队”，在南京路、外滩等繁华地段散发传单，向市民解释山东问题。例如，5月9日，南洋公学学生在外滩演讲时，遭巡捕干涉，但学生不屈不挠，继续行动。罢课还延伸到经济领域，学生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号召市民不购买日本商品。这一运动在上海商界得到响应，导致日货销量锐减。
此外，罢课学生注重教育与宣传。他们创办夜校，为工人和市民普及新文化知识，推动“民主”与“科学”思想。例如，复旦大学学生在罢课期间开设“平民学校”，免费教授识字和爱国知识。这些行动不仅抗议外交失败，还旨在唤醒民众，培养新国民。罢课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使上海成为五四运动的南方中心。
北洋政府的抉择：镇压、妥协与无奈应对
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抉择充满矛盾与无奈。作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由段祺瑞等军阀主导，外交上依赖日本贷款，内政上则面临军阀割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政府最初试图淡化事件，5月5日，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称“山东问题正在交涉中”，呼吁民众“保持秩序”。然而，面对学生罢课和全国抗议，政府被迫调整策略。
北洋政府的抉择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镇压、中期妥协、后期无奈接受。初期（5月4日至10日），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北京政府逮捕32名学生，引发更大反弹。上海虽非首都，但北洋政府通过地方军警施压。5月7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下令禁止游行，巡捕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数人受伤。政府还试图通过教育厅下令学校复课，但学生置之不理。
中期（5月中旬至6月），政府转向妥协。面对“三罢”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扩大，北洋政府意识到镇压无效。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支持学生，数万工人涌入街头，政府被迫让步。6月10日，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以平息民愤。这一抉择虽是权宜之计，但标志着政府对民意的初步屈服。在上海，政府默许学校停课，以避免更大动荡。
后期（6月后），北洋政府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然而，政府的抉择也暴露其局限性：它未能从根本上改革外交政策，而是通过局部让步维持统治。北洋政府的犹豫不决，进一步削弱了其合法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事件的影响与历史意义
1919年上海学校集体停课事件，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首先，它加速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全国化，上海的罢课直接推动了6月的“三罢”高潮，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其次，这一事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生通过罢课宣传“科学”“民主”，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铺路。例如，许多参与罢课的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成为共产主义先驱。
从教育角度看，集体停课暴露了旧教育体制的弊端，推动了教育改革。五四后，许多学校废除读经，引入现代课程。上海的学校停课还影响了商界和工界，形成全民参与的爱国浪潮。
然而，这一事件也带来负面影响，如部分学校秩序混乱，学生运动有时演变为暴力冲突。北洋政府的抉择虽暂时平息事态，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最终导致军阀统治的衰落。
结语：从历史中汲取的启示
1919年上海学校集体停课，是五四运动浪潮下学生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生动写照，也是北洋政府抉择的镜鉴。它提醒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而政府的外交与内政策略必须顺应民意。今天，回顾这一事件，我们应珍视国家主权，鼓励理性表达，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上海的停课事件，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永恒的爱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