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新时代城乡社会治理的背景与意义
城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乡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空心化、老龄化、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分析城乡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探索创新路径，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系统梳理当前城乡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最新实践案例，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1.1 人口流动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随着城镇化率突破65%，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导致公共服务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以教育为例，2022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超过40%，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入学难”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同样紧张，上海三甲医院门诊量常年超负荷运转，平均候诊时间超过3小时。
典型案例：深圳作为移民城市，2022年常住人口达到1768万，其中户籍人口仅占35%左右。尽管深圳在教育投入上持续加大力度，但学位缺口依然巨大。2023年，深圳公办小学学位缺口约5万个，初中学位缺口约3万个。这种供需矛盾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也加剧了社会焦虑和不满情绪。
1.2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居民参与度低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的问题。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承担了大量本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行政事务，导致其服务居民的本职功能弱化。同时，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协商议事机制不健全，”有事找政府”的思维定式难以打破。
数据支撑：根据民政部2022年对全国100个社区的抽样调查，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晓率仅为43.2%，参与率不足30%。在老旧小区改造、物业费调整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中，居民参与率不足20%，导致政策执行阻力大、效果打折扣。
1.3 新型社区形态带来的治理挑战
随着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新型社区形态，如长租公寓、共享办公、青年旅社等，这些社区具有人员流动性大、异质性强、管理边界模糊等特点，传统社区治理模式难以有效覆盖。
具体表现：北京”自如”等长租公寓平台曾因甲醛房、租金贷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些新型居住形态中，租户权益保障、消防安全、治安管理等问题突出，但监管主体不明确，治理规则缺失，形成了治理”真空地带”。
1.4 基层治理负担过重与资源错配
基层社区承担了大量上级部门下派的任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象突出。据统计，社区居委会平均承担的工作事项超过150项，其中大部分是行政性事务。与此同时，社区工作者待遇偏低、晋升通道狭窄，人才流失严重。2022年，上海某区社区工作者年均流失率达到18%。
2. 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2.1 空心化与老龄化导致治理主体缺失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空心村”现象普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1亿，比2010年减少了1.6亿。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3.8%，远高于城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成为农村主要人口构成，治理主体严重缺失。
典型案例：河南省某县调研显示，全县215个行政村中，常住人口不足100人的”空心村”有67个，占比31.2%。这些村庄公共服务几乎瘫痪，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矛盾纠纷无人调解，公共事务无人管理。
2.2 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巨大。2022年，城市居民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8倍。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以医疗为例，农村地区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城市的1/3，养老床位数仅为城市的1/2。
数据对比：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883元，农村居民仅为1183元；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2155元，农村居民为1288元。这种差距不仅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也制约了农村发展活力。
2.3 传统乡土文化瓦解与现代治理规则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和人口流动，传统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但现代治理规则尚未完全建立。农村地区法治意识淡薄，矛盾纠纷解决过度依赖人情关系，公共规则意识不强。
典型案例：在土地流转、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农村地区经常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象，老实人吃亏、钉子户得利，严重破坏了公平正义。同时，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增加了农民负担，败坏了社会风气。
2.4 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党员老龄化严重，年轻党员流失。一些村”两委”班子不团结，内耗严重，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村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问题突出，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
数据支撑：2022年，中组部排查显示，全国约有5%的村党组织被评定为”软弱涣散”。这些村普遍存在班子不团结、经济发展滞后、矛盾纠纷多发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治理效能。
3. 城乡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探索
3.1 技术赋能：智慧治理提升效能
数字技术为城乡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实现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
城市案例：杭州市”城市大脑”建设。杭州通过建设城市大脑，整合了交通、医疗、教育、文旅等11个领域48个应用场景的数据，实现了城市运行的实时监测和智能调度。例如，在交通治理方面，通过分析实时车流数据，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使主城区通行效率提升15%以上；在疫情防控方面，通过大数据精准追踪密接人员，大大提高了防控效率。
农村案例：浙江省”浙里办”平台。浙江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政务服务延伸到农村。农民通过手机APP即可办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100多项业务，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监测农田、森林、河流，提升了农村环境治理水平。
技术实现路径：
- 数据整合：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
- 平台建设：开发用户友好的应用程序，降低使用门槛
- 智能分析：运用AI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
- 精准推送：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3.2 多元共治：构建协同治理格局
改变政府单一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城市实践：上海”社区微更新”项目。上海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设计师、居民、企业等多方参与。例如，在静安区某小区改造中，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设计师提供专业方案，居民提出需求建议，企业赞助部分材料，最终形成了多方共赢的改造方案。项目完成后，居民满意度达到95%以上，物业费收缴率从60%提升到90%。
农村实践：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成都农村地区普遍建立村民议事会，将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交由议事会讨论决定。议事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包括村组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乡贤等。通过议事会制度，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提升了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2共收集村民意见1200余条，采纳率超过70%，村民满意度大幅提升。
实现机制：
- 协商平台：建立常态化的协商议事平台
- 规则制定：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和议事规则 「- 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居民和组织给予适当奖励
- 监督评估：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治理效果
3.3 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
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城乡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问题。
城市制度创新：深圳”居住登记信息条例”。深圳通过立法明确非户籍人口在居住登记、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打破了户籍壁垒。条例规定，在深圳居住满一年的非户籍人口，其子女可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这一制度创新有效缓解了人口流入带来的公共服务压力，促进了社会融合。
农村制度创新：浙江”两进两回”政策。浙江实施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的”两进两回”政策，通过制度设计吸引人才和资本返乡。截至2022年底，浙江返乡创业人员超过100万人，带动就业超过300万人，有效缓解了农村空心化问题。
制度设计要点：
- 权益保障：明确各类群体的权利义务
- 利益平衡：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 弹性调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 法治保障：通过立法确保制度稳定性
3.4 文化重塑：培育现代治理文化
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制度和技术的现代化，更是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培育法治、民主、协商、参与的现代治理文化。
城市实践：北京”社区邻里节”。北京连续多年举办社区邻里节，通过组织文艺演出、志愿服务、技能分享等活动，增进邻里感情，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2022年，北京举办社区邻里节活动超过5000场，参与居民超过20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农村实践：山东”善行义举四德榜”。山东农村地区普遍设立”四德榜”，将村民的孝德、诚德、仁德、爱德等善行义举公示，弘扬传统美德，引导村民向上向善。通过这种形式，有效改善了农村社会风气，提升了村民道德素质。
培育路径：
- 教育引导：将治理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典型示范：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
- 活动载体：设计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 制度激励：将文化表现与利益分配挂钩
3.5 城乡融合：促进要素双向流动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实现城乡治理一体化。
综合案例：成都城乡统筹发展。成都通过”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现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一体化。2022年，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85: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5:1）。
具体措施：
- 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城乡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无缝对接
- 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 产业融合化：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融合型产业
- 治理协同化：建立城乡统一的社区治理体系
4. 未来展望：构建现代化城乡治理体系
展望未来，城乡社会治理将呈现以下趋势：
4.1 治理理念从”管理”向”服务”转变
政府角色将从”划桨者”转变为”服务者”，更加注重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通过购买服务、公私合作等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
4.2 治理方式从”粗放”向”精准”转变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评估。通过建立用户画像、需求分析模型，实现服务的精准推送和资源的精准配置。
4.3 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将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志愿者队伍将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居民自治能力将显著提升。
4.4 �治理空间从”分割”向”融合”转变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线上线下之间的治理边界将逐渐模糊，形成全域覆盖、全程贯通、全员参与的治理网络。
结语
城乡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居民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创新。面对现实困境，我们既要正视问题，也要充满信心。通过技术赋能、多元共治、制度创新、文化重塑和城乡融合等路径，我们一定能够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位居民都是参与者和受益者。只有让治理回归服务本质，让创新扎根基层实践，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让城乡社区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