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性
在当代中国，创新社会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应对基层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民众参与度、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举措。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传统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依法治国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这要求我们在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时，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
基层治理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单一，过度依赖政府行政力量，导致治理效率低下；二是民众参与渠道不畅，参与度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三是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健全，基层矛盾易发多发；四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制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破解这些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创新”，即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探索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这包括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参与治理；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拓宽民众参与渠道；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以及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通过这些创新实践，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基层治理难题，还能显著提升民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详细探讨创新社会治理如何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探索，具体分析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并重点阐述提升民众参与度的策略。文章将结合实际案例和具体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和启示，以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一、基层治理难题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1.1 基层治理难题的主要表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众的福祉。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治理主体单一化：长期以来，基层治理过度依赖政府行政力量，形成了“政府包办一切”的模式。这种模式导致治理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的参与度低，治理效能难以提升。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村务管理主要由村委会负责，但村委会往往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与村民的有效互动，导致决策不民主、执行不到位。
民众参与渠道不畅：民众是基层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但现实中，民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往往不畅。一方面，基层民主制度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在实践中流于形式，选举和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民众缺乏有效的表达平台，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例如，在一些城市社区，居民对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等问题有诸多意见，但缺乏与物业和居委会沟通的有效途径，导致矛盾积累。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健全：基层社会矛盾多发，如邻里纠纷、土地征收、劳动争议等，但现有的化解机制往往效率低下。一方面，司法资源有限，诉讼成本高、周期长，许多纠纷无法及时解决；另一方面，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机制发展不完善，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例如，在一些征地拆迁项目中，由于补偿标准不透明、程序不规范，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而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的矛盾化解能力，往往导致事态升级。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但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民众基本需求。例如，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医疗设施落后，村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而基层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有效改善。
1.2 基层治理难题的成因分析
基层治理难题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制约。
制度性因素：基层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例如，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但权力有限，导致“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同时，基层民主制度的法律保障不够完善，民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难以有效落实。
社会性因素：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剧了治理难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社区形态多样化，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信任度下降，治理成本增加。此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导致矛盾纠纷更加复杂，治理难度加大。
技术性因素：治理手段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基层治理仍依赖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低，导致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例如，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基层社区仍采用纸质登记方式，不仅效率低，还容易出错。
观念性因素：部分基层干部和民众的法治意识、参与意识不强。一些干部习惯于行政命令，忽视法治原则和民众意愿；一些民众则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主动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1.3 案例分析：一个典型基层治理难题的实例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基层治理难题，我们以某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例。该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设施陈旧，居民对改造需求迫切。但在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 决策不民主：改造方案由街道办和开发商主导，未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导致居民对补偿标准、改造内容不满。
- 参与渠道缺失：居民多次向居委会反映问题，但居委会仅作为传声筒，未组织有效的居民议事会，居民无法参与决策。
- 矛盾化解困难：部分居民因补偿问题拒绝搬迁，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引发激烈冲突，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 公共服务滞后：改造后，新增的公共设施如电梯、停车位等分配不公，引发新的矛盾。
这个案例充分暴露了基层治理中主体单一、参与不畅、矛盾化解难等问题，也凸显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紧迫性。
二、创新社会治理：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探索
2.1 创新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原则
创新社会治理是在依法治国框架下，对治理理念、方式、机制的系统性革新。其核心内涵包括：
- 治理主体多元化：从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众等多主体协同转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 治理方式法治化：坚持依法治理，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治理全过程，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 治理手段智能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 治理过程民主化：扩大民众有序参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创新，确保创新不偏离法治轨道。
- 坚持系统治理：统筹各方资源，协同推进。
2.2 创新社会治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创新社会治理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 法治为创新提供边界和保障：创新社会治理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例如，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时，必须依法规范其行为，防止权力滥用。同时，法治为创新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创新成果。
- 创新为法治注入活力：社会治理创新可以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例如，通过基层民主实践，可以促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修订；通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创新，可以推动人民调解法等法律的制定。
2.3 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机制，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即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确保民众在基层事务中的话语权。
-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其在公共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发挥作用。例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社会组织承接部分公共服务职能。
- 构建智慧治理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治理平台，提升治理效能。例如，推广“城市大脑”建设，实现城市治理的智能化。
- 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体系，推动矛盾就地化解。
2.4 案例分析：创新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
以浙江省“枫桥经验”为例，这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经典案例。“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不断创新，形成了以下做法：
- 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整合治理资源。
- 多元主体参与：成立“枫桥经验”协会，吸纳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治理。
- 智慧治理：开发“枫桥经验”APP，实现矛盾在线申报、调解在线进行。
- 法治保障：设立枫桥法庭，提供法律咨询和司法确认，确保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通过这些创新，“枫桥经验”实现了基层矛盾就地化解，民众参与度显著提升，成为全国社会治理的标杆。
三、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具体路径
3.1 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破解“政府包办”难题
要解决基层治理主体单一的问题，必须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协同治理的格局。
- 政府角色转型：政府应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专注于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将部分事务性工作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业。例如，在社区服务中，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让专业社会组织承接养老服务、托幼服务等。
- 培育社会组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降低登记门槛，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例如，上海市通过“社区基金会”模式，引导企业、个人捐赠，支持社区公益项目。
- 鼓励企业参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基层治理。例如，在环境治理中，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参与社区环保活动。
- 激发民众参与：通过制度设计，让民众成为治理的主体。例如，推广“居民议事会”制度，让居民直接参与社区事务决策。
具体实践案例：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社区自治”模式。南山区在每个社区设立“社区居民议事会”，由居民选举产生，负责讨论和决定社区重大事项。议事会下设多个专业委员会，如环境委员会、治安委员会等，居民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和方案。政府仅提供指导和资金支持，不干预具体事务。通过这种方式，居民参与度大幅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显著提高。
3.2 拓宽民众参与渠道，破解“参与不畅”难题
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
- 完善基层选举制度：确保选举的民主性和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例如，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推行“无候选人直接选举”，让村民直接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带头人。
- 建立常态化参与机制：如定期召开居民（村民）大会、设立“民意信箱”、开通“热线电话”等，确保民众有表达诉求的平台。
- 利用数字技术拓宽渠道：开发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让民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治理。例如，北京市的“接诉即办”平台，市民可以通过APP反映问题，政府限时办理并反馈结果。
- 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提升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例如，开展“社区治理大讲堂”，教居民如何议事、如何监督。
具体实践案例：江苏省南京市的“智慧社区”建设。南京市开发了“我的南京”APP，其中设有“社区治理”模块，居民可以在线参与社区事务讨论、投票表决、监督评议。例如，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项目中，居民通过APP在线投票，超过2/3同意即可启动项目，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居民参与度高达90%以上。
3.3 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破解“矛盾上交”难题
基层矛盾就地化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具体路径包括：
- 强化调解优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推动调解组织向基层延伸。例如，在乡镇设立“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整合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力量，实现“一站式”调解。
- 完善仲裁制度：在劳动争议、土地纠纷等领域，推广仲裁方式，提高解决效率。例如，设立“劳动争议仲裁院”，简化程序，快速处理纠纷。
- 推进行政复议改革：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将大量行政争议化解在行政程序内部。
- 司法保障与确认：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增强调解的权威性。
具体实践案例：山东省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山东省在全省乡镇（街道）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实现“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处置”。例如，在一个涉及土地征收的纠纷中，村民可以通过中心申请调解，调解员由司法所干部、律师、村干部组成，调解成功后协议可当场司法确认，村民无需诉讼即可获得法律保障。该平台运行以来，基层矛盾化解率大幅提升，诉讼案件数量下降30%。
3.4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破解“服务不足”难题
公共服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必须通过创新来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
-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例如，实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工程，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 引入市场机制：通过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例如，在养老服务领域，鼓励企业建设养老院，政府给予补贴。
- 发展志愿服务：培育志愿者组织，补充公共服务不足。例如，社区组织“时间银行”，鼓励居民互助养老。
- 精准化服务供给：利用大数据分析民众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通过分析居民健康数据，为老年人提供定制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具体实践案例：四川省成都市的“社区嵌入式服务”模式。成都市在社区内嵌入养老、托幼、医疗等服务设施，由政府提供场地和部分资金，社会组织运营。例如，在一个社区，政府将闲置用房改造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专业养老机构运营，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餐饮、康复等服务。居民可以就近享受服务，费用低廉，满意度高。该模式已在全市推广，有效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四、提升民众参与度的策略与实践
4.1 强化法治保障，增强民众参与的安全感
民众参与治理的前提是其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为民众参与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明确民众参与的权利和程序。例如，增加关于民众决策权、监督权的具体条款。
- 严格执法与司法：对侵犯民众参与权的行为依法查处，确保民众参与不受干扰。例如，对在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的责任人依法追责。
- 加强法律宣传与教育：通过普法宣传，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依法参与的能力。例如，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
具体实践案例：重庆市的“基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重庆市制定详细的创建标准，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每年评选一批示范单位。对入选的村（社区），给予资金奖励和政策支持。通过创建活动，民众的法治意识和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基层治理更加规范。
4.2 创新参与形式，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
传统的参与形式如选举、开会已难以满足民众需求，必须创新参与形式，让参与更便捷、更有趣、更有效。
- 议事协商平台：如“社区议事厅”“村民说事”等，让民众就具体问题进行平等协商。例如，浙江省的“村民说事”制度，村民可以随时到村委会说事、议事，小事当场解决，大事协商决定。
- 志愿服务与公益项目：鼓励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如环境整治、扶贫帮困等，通过公益项目凝聚人心。例如，上海市的“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居民可以申请资金开展公益项目，政府给予支持。
- 数字参与工具：开发在线参与平台，如“社区论坛”“民意征集系统”等，让民众可以随时随地表达意见。例如，广州市的“微社区”APP，居民可以在线讨论社区事务、投票表决、监督评议。
- 激励与表彰机制：对积极参与治理的民众给予表彰和奖励，如“社区好人”“优秀志愿者”等，激发参与热情。
具体实践案例：福建省厦门市的“社区营造”项目。厦门市鼓励居民自发组织“社区营造团队”，针对社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例如，在一个老旧小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提出“微改造”方案，包括美化环境、增设公共设施等，政府审核后给予资金支持，居民全程参与设计和施工。项目完成后，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大幅提升，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4.3 提升民众参与能力，破解“不会参与”难题
民众参与能力不足是制约参与度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民众的议事能力、监督能力和组织能力。
- 开展参与技能培训：如议事规则培训、监督方法培训等。例如，邀请专家为居民讲解罗伯特议事规则，让居民学会如何高效议事。
- 培育社区领袖：发现和培养热心公益、有能力的居民骨干，发挥其带动作用。例如，通过“社区领袖训练营”，培养一批社区治理的“领头雁”。
- 提供信息支持：为民众提供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项目信息，让民众知情知政。例如，定期发布“社区治理白皮书”，详细介绍社区事务进展。
具体实践案例：湖北省武汉市的“社区治理学院”。武汉市在多个社区设立“社区治理学院”，定期为居民提供免费培训，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议事技巧、项目管理等。例如，在一个培训中，居民学习了如何撰写项目建议书，随后成功申请到政府资金，开展了社区绿化项目。通过培训，居民的参与能力显著提升，社区治理项目更加专业。
4.4 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参与便捷度
科技是提升民众参与度的重要工具。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可以降低参与门槛，提高参与效率。
- 开发参与平台：如“社区APP”“微信小程序”等，集成议事、投票、监督等功能。例如，北京市的“社区通”APP，居民可以在线参与社区事务讨论、投票表决、查看财务公开等。
- 运用大数据分析需求：通过分析居民的行为数据，精准推送参与机会。例如，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推送相关的志愿服务项目。
- 推广智能设备：在社区安装智能终端，方便居民查询信息、表达诉求。例如，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智能服务一体机”，居民可以自助办理业务、反映问题。
具体实践案例：广东省广州市的“智慧人大”平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开发了“智慧人大”APP，人大代表和民众可以通过APP在线提交建议、查看办理进度、参与立法征求意见。例如，在制定《广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时，民众通过APP提出上千条意见，其中许多被采纳。该平台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参与便捷度，增强了立法的民主性。
五、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5.1 案例一：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民众参与
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服务创新的典范，其中融入了大量民众参与元素。
- 背景：改革旨在通过流程再造，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但改革涉及部门多、利益调整大，需要民众支持和参与。
- 创新做法：
- 民众体验官：招募普通民众作为“体验官”，对政务服务进行体验和评价，反馈问题。
- 在线评议系统：在办事大厅设置二维码，群众可以扫码对服务进行实时评价，评价结果纳入考核。
- 民意征集平台：通过“浙里办”APP征集民众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召开听证会。
- 成效：民众参与度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从改革前的70%提高到95%以上。例如，在不动产登记领域，通过民众反馈，将原来需要跑多个部门的流程整合为“一窗受理”，办理时间从15天缩短到3天。
- 启示：政府服务创新必须以民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多种渠道吸纳民众意见，才能确保改革接地气、见实效。
5.2 案例二：北京市“接诉即办”机制中的民众参与
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机制是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
- 背景：基层矛盾多发，民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矛盾积累。
- 创新做法：
- 统一诉求入口：整合12345热线、网上投诉等多种渠道，实现“一号响应”。
- 限时办理反馈：对民众诉求，要求政府部门在24小时内响应、7天内办理反馈。
- 考核评价机制：将诉求办理情况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单位要作检讨。
- 民众参与监督：邀请民众代表参与诉求办理的监督和评议，定期公布办理结果。
- 成效：民众诉求得到快速响应和解决，2021年共受理诉求超过1000万件，响应率100%，解决率从年初的53%提高到年底的90%以上。例如，一个小区居民反映电梯故障问题，通过12345热线投诉后，当天就得到维修，居民满意度极高。
- 启示：建立高效的诉求响应机制，是提升民众参与度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
5.3 案例三：上海市“社区基金会”模式中的民众参与
上海市的“社区基金会”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
- 背景：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大，但政府资源有限，需要社会力量补充。
- 创新做法：
- 资金来源多元化：社区基金会资金来自企业捐赠、居民众筹、政府资助等，居民可以小额捐赠成为“微股东”。
- 项目运作民主化：社区项目由居民提议、投票决定，基金会负责执行。例如，居民提议建设“社区花园”，基金会组织居民参与设计和施工。
- 信息公开透明：基金会定期公布财务收支和项目进展，接受居民监督。
- 成效：居民参与度显著提升，社区凝聚力增强。例如，在一个社区，通过基金会支持，居民自发组织了“邻里节”活动，参与人数超过千人，有效促进了社区融合。
- 启示：通过社会组织平台，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六、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6.1 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创新社会治理将呈现以下趋势：
- 智能化治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深度应用于基层治理，实现更精准、更高效的治理。
- 法治化深化：依法治国将更加深入，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将全面提升。
- 参与主体更广泛：社会组织、企业、民众的参与将更加深入，形成更紧密的治理共同体。
- 全球化视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德国的“公民参与”制度，推动本土化创新。
6.2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社会治理创新促进法》，明确各方权责，为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 加大财政投入：设立社会治理创新专项资金，支持基层探索和民众参与项目。
- 完善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给予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激励。
- 强化科技支撑：建设全国统一的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 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走向世界。
6.3 结语
创新社会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探索，是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提升民众参与度的关键路径。通过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拓宽参与渠道、健全矛盾化解机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并结合科技手段和法治保障，我们可以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化创新，不断完善制度，让民众在治理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本文基于对当前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和分析，结合具体案例，详细阐述了创新社会治理如何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并提升民众参与度。希望这些内容能为相关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