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帮教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破解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矛盾激化、弱势群体边缘化等现实难题，更需要通过机制创新来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格局。
社会帮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其核心在于通过教育、引导、帮扶等方式，帮助特殊群体重新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帮教往往面临专业性不足、持续性差、覆盖面窄等困境。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度不高也是制约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技术赋能和文化培育，让普通民众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现实难题的深度剖析入手，系统探讨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帮教的破解之道，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阐述提升公众参与度的有效路径，为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指南。
一、当前社会治理与社会帮教面临的现实难题
1.1 资源错配与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难题之一是资源错配与供需失衡。以社区矫正为例，数据显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已超过70万人，但专职矫正工作人员与矫正对象的比例平均仅为1:15，部分地区甚至高达1:30。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矫正工作流于形式，难以提供个性化的精准帮扶。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有限的公共资源往往被用于”救火式”的应急处置，而非预防性的源头治理。例如，许多地方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信访维稳和突发事件处置中，却忽视了对潜在矛盾的早期干预和对重点人群的持续帮扶。这种”重处置、轻预防”的模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有限。
1.2 社会帮教的专业性与持续性困境
社会帮教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性，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然而，目前从事社会帮教的人员中，具有专业背景的不足20%，大部分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兼任。专业性的缺失直接导致帮教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方法不当而产生负面效应。
持续性不足是另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帮教项目缺乏长效机制，往往随着项目周期结束而终止。例如，某市开展的”阳光少年”帮教项目，在为期一年的项目期内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项目结束后，由于缺乏后续跟进，超过60%的帮教对象出现了反复。这种”断档式”服务不仅浪费了前期投入，更可能对帮教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1.3 公众参与的制度性障碍与文化缺失
公众参与度低是制约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调查显示，超过70%的居民表示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实际参与率不足15%。这种意愿与行为的巨大落差，根源在于制度性障碍和文化缺失。
制度性障碍主要体现在：参与渠道不畅通，许多社区的议事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包容性；参与激励不足，公众的参与付出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参与能力欠缺，普通居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和技能训练。
文化缺失则表现为：公民意识薄弱，许多人将社会治理视为政府的”独角戏”；信任缺失，公众对参与效果持怀疑态度；社区归属感不强，特别是在新建商品房小区，邻里关系淡漠，缺乏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情感基础。
1.4 技术赋能的”数字鸿沟”与伦理风险
虽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工具，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是”数字鸿沟”问题，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等往往难以享受技术红利，反而可能因技术壁垒而被边缘化。其次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此外，算法偏见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公，例如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中，如果算法训练数据存在偏见，可能导致对某些群体的不公平对待。
2. 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实践路径
2.1 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创新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管理”强调的是政府的单向度控制，而”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这种转变要求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划桨者”变为”掌舵者”。
具体而言，这种理念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层面，从追求秩序稳定转向追求公平正义与活力秩序的统一；在主体层面，从政府一元主体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主体；在方式层面，从行政命令转向协商对话、法治规范和道德教化相结合。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推行的”微治理”模式，将社区治理单元细化到楼道、网格，通过”居民议事会”“楼道理事会”等载体，让居民自主决定社区公共事务。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角色从”包办者”转变为”支持者”，主要负责提供平台、规则和资源，具体事务交由居民自主决策，有效激发了社区活力。
2.2 网格化治理的精细化升级
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需要在精细化上做文章。传统的网格化管理往往停留在信息收集和事件上报层面，而升级后的精细化网格治理应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难在格中解”。
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为例，当网格员发现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启动”吹哨”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现场响应。这种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治理资源的快速整合。同时，通过为每个网格配备”网格长+网格员+专业力量+志愿者”的复合型团队，确保了治理服务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
2.3 社会企业的培育与作用发挥
社会企业作为连接市场与社会的创新组织形式，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与传统非营利组织不同，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实现自我造血，同时将社会使命置于首位。在社会帮教领域，社会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上海的”阳光心园”社会企业，专注于为精神康复者提供庇护性就业。他们开设了烘焙坊、洗车店等小型经济实体，不仅为康复者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康复环境，还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了部分盈利，用于扩大服务规模。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传统福利机构资金不足的问题，又通过工作康复帮助服务对象重建自信和社会功能。
2.4 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
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治理的精准化。关键在于建立”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机制，以及算法的透明化和可解释性。
以社区矫正为例，可以建立基于多维度数据的风险评估模型，包括犯罪类型、家庭背景、就业状况、社交网络等，但这些数据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脱敏处理。模型输出的不是简单的”高风险/低风险”标签，而是具体的风险维度分析和相应的干预建议，供矫正官参考决策，避免算法”黑箱”和算法歧视。
3. 社会帮教的创新模式与实践案例
3.1 “全人发展”帮教理念的实践
传统的社会帮教往往聚焦于”问题修复”，如减少再犯罪、戒除毒瘾等，而创新的帮教理念应转向”全人发展”，即关注帮教对象的全面发展和潜能激发。
广州市”启明星”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是这方面的典范。该项目摒弃了简单的”监管+教育”模式，采用”优势视角”理论，首先识别每个青少年的优势和潜能，然后制定个性化的发展计划。项目内容包括职业技能培训、艺术疗愈、社会实践、家庭关系修复等多个维度。项目实施三年来，参与青少年的再犯罪率从传统模式的18%降至4.2%，更重要的是，超过60%的参与者在项目结束后找到了稳定工作或继续升学。
3.2 “时间银行”互助帮教模式
“时间银行”概念在社会帮教中的创新应用，有效解决了帮教资源不足和持续性差的问题。具体做法是：鼓励社区低龄老人、健康成年人等为帮教对象提供陪伴、辅导、技能培训等服务，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当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从中支取。
南京市鼓楼区的”时间银行”帮教项目运行两年来，吸引了超过500名志愿者参与，累计存储服务时间超过2万小时。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建立了可持续的互助机制，降低了对专业人员的依赖；二是促进了社区融合，打破了帮教对象与普通居民的隔阂；三是通过时间价值的量化，增强了志愿者的成就感和持续参与的动力。
3.3 “企业参与型”帮教模式
动员企业参与社会帮教，是破解资源瓶颈的有效途径。企业不仅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真实的就业场景和职业指导。
深圳市的”企业帮教联盟”由30多家企业组成，为刑满释放人员、戒毒康复人员等提供过渡性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联盟企业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同时获得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声誉。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帮助超过800人实现稳定就业，其中85%的人在一年后仍保持在岗。这种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协同”的运作机制，确保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3.4 数字化帮教平台的应用
开发专门的数字化帮教平台，可以实现帮教过程的全程记录、智能分析和动态调整。平台功能应包括：帮教对象信息管理、帮教计划制定与执行、在线心理咨询、就业信息发布、家属沟通渠道等。
成都开发的”归航”帮教APP，采用”社工+AI助手”的混合服务模式。社工通过平台为帮教对象提供专业服务，AI助手则负责日常打卡、情绪监测、知识推送等辅助工作。平台还设置了”成长积分”系统，帮教对象通过完成学习任务、参与社区服务等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实物奖励或服务。这种游戏化设计显著提高了帮教对象的参与积极性。
4. 提升公众参与度的系统策略
4.1 构建多层次参与平台体系
提升公众参与度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参与平台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参与需求。
微观层面：楼道/院落自治平台 在老旧社区或农村院落，建立”楼道理事会”“院落议事会”等微自治平台，让居民自主决定楼道清洁、绿化维护、邻里互助等”微事务”。例如，成都市武侯区的”院落自治”模式，每个院落选举产生5-7人的自治小组，政府每年给予3000-5000元的微基金支持，由居民自主决定使用方向。这种模式下，居民参与率从不足10%提升至65%以上。
中观层面：社区协商平台 在社区层面，完善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听证会等协商平台。关键是要确保这些平台的”实权化”，而非形式化。例如，上海市徐汇区推行”社区民生实事项目居民票决制”，每年将社区预算的20%拿出来，由居民投票决定具体用途，从”政府定项目”变为”居民点单”。
宏观层面：区域共治平台 在街道或更大范围，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社区治理委员会等平台，吸纳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等共同参与区域治理。北京市朝阳区的”党建引领·多方参与”模式，通过街道大工委制，将辖区内50余家单位纳入治理体系，实现了资源共享、问题共解。
4.2 建立正向激励与回馈机制
公众参与需要持续的动力，这要求建立科学的激励与回馈机制。
积分激励制度 将参与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服务或实物。例如，杭州市的”志愿服务积分银行”，居民参与社区巡逻、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社区食堂餐券、免费体检、停车优惠等。更重要的是，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后，居民可获得社区议事代表的参选资格，实现了从”参与者”到”决策者”的晋升通道。
荣誉激励体系 设立”社区好人”“最美志愿者”“治理先锋”等荣誉称号，通过社区表彰、媒体宣传、记入社区档案等方式给予精神激励。同时，将参与情况与信用体系挂钩，作为子女入学、公租房申请等的参考因素（需注意避免强制关联）。
能力成长激励 为参与者提供培训、交流、外出学习等机会，帮助其提升参与能力。例如，成都市的”社区治理学院”定期为居民骨干提供参与式培训，结业后颁发证书，并优先推荐参与更高层次的社区事务。
4.3 降低参与门槛与成本
参与门槛过高是公众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降低门槛需要从时间、空间、能力等多个维度入手。
时间灵活性 提供”弹性参与”选项，如”线上+线下”结合、”固定+临时”结合。例如，社区议事会可以设置”线上直播+线下会议”模式，无法到场的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留言、投票等方式参与。同时，设置”微参与”选项，如”随手拍”举报安全隐患、”一键转”分享社区信息等，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轻松参与。
空间便利性 将参与平台延伸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中。例如，在社区超市、快递站、活动中心等设置”社区议事角”，放置议题征集箱和投票二维码，让居民在购物、取快递时就能参与讨论。开发移动端参与平台，让居民随时随地都能参与。
能力支持 提供参与能力的培训和支持。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开发”大字版”参与指南，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方言翻译服务，针对上班族提供”夜间议事会”等。同时，建立”参与伙伴”制度，由经验丰富的居民骨干一对一帮助新参与者熟悉流程。
4.4 培育参与文化与信任氛围
参与文化的培育是长期工程，需要从社区教育、仪式营造、故事传播等多个方面入手。
社区教育常态化 将参与意识和能力培养纳入社区日常教育体系。例如，深圳市的”社区学堂”每月举办”如何参与社区治理”系列讲座，内容包括议事规则、沟通技巧、政策解读等。同时，在中小学开设”社区实践课”，让青少年从小培养参与意识。
仪式感营造 通过庄重的仪式增强参与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例如，居民议事代表选举产生后，举行就职宣誓仪式；重大决策项目启动时，举行居民共识仪式；年度治理成果发布时，举行社区表彰大会。这些仪式虽小，但能有效强化参与的价值认同。
故事传播与榜样引领 挖掘和传播普通居民参与治理的成功故事，让”参与”变得可感可知。例如，成都市的”社区故事会”项目，每月邀请普通居民分享参与社区治理的经历和感悟，通过微信公众号、社区广播等渠道广泛传播。这些来自身边人的真实故事，比任何宣传口号都更有感染力。
5. 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的协同推进
5.1 智能化参与平台的建设原则
在建设智能化参与平台时，必须坚持”技术服务于人”的原则，避免技术异化。
用户友好性 平台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开发”一键语音”功能，针对视障群体提供”读屏适配”，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多语言界面。同时，简化操作流程，确保”三步之内”完成核心操作。
数据安全性 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的边界。采用区块链等技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使用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风险评估。
算法透明性 所有算法决策必须可解释、可申诉。例如，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某个治理议题时，必须同时展示推荐理由和权重分配。建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定期评估算法的社会影响。
5.2 制度保障体系的完善
技术应用需要配套的制度保障，否则可能产生新的不公。
法律保障 加快相关立法进程，明确公众参与的权利义务、平台运营的法律责任、数据使用的边界等。例如，制定《社区治理公众参与促进法》，将公众参与权上升为法定权利。
政策配套 出台具体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例如，对开发社区治理应用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将公众参与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设立社区治理创新基金，支持基层探索。
监督评估机制 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技术应用效果和公众参与成效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同时，建立纠错机制，当技术应用产生负面效果时，能够及时调整和补救。
6. 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6.1 案例一：上海市”社区通”平台的创新实践
背景与问题 上海市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发现传统线下参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居民时间难以协调、议事效率低下、年轻人参与不足、决策过程不透明等。为破解这些难题，上海市民政局于2017年推出”社区通”智能化参与平台。
创新做法
线上线下融合：平台集议事、投票、公示、监督于一体。社区重大事项先在线上发起讨论，居民可随时发表意见；成熟后在线下召开议事会，进行深度协商；决策结果在线上公示，接受监督。
游戏化激励：设计”社区贡献值”积分系统，居民参与议事、投票、志愿服务等均可获得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可兑换社区服务（如免费停车时长、社区活动门票），并作为参选社区议事代表的重要依据。
精准推送：基于居民画像（年龄、职业、兴趣等），智能推送与其相关的社区议题。例如，有孩子的家庭会优先收到托育服务、儿童活动等议题；老年居民会收到养老服务、健康讲座等议题。
代际互动：设置”老带新”功能，鼓励年轻居民帮助老年居民使用平台，双方均可获得额外积分。同时，开设”青年提案”专区，专门收集年轻群体的创新建议。
实施成效 截至2020年，”社区通”已覆盖上海市所有街镇，注册用户超过800万。数据显示，平台使社区议事效率提升40%，居民参与率从12%提升至38%，其中35岁以下年轻居民参与率提升最为显著，从5%提升至25%。更重要的是，通过平台解决了大量民生微实事，如增设充电桩、改造垃圾房、开设社区食堂等，居民满意度提升15个百分点。
经验启示 技术平台的成功关键在于”技术+制度+文化”的协同创新。单纯的技术应用无法解决参与度问题，必须配套激励机制、能力建设和文化培育。同时，平台设计必须坚持用户导向，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使用习惯。
6.2 案例二：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
背景与问题 传统物业模式下，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导致物业费使用不透明、服务质量差、矛盾纠纷多。许多小区陷入”收费难-服务差-矛盾激化”的恶性循环。
创新做法
制度重构：引入”信托制”法律关系，将物业费视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信托资金”，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必须忠实履行职责，业主作为”委托人”拥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解任权。
财务透明：建立共管账户，物业费收支完全公开。业主通过APP可实时查看每笔收支明细，包括人员工资、物料采购、维修费用等。每年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过程参与：重大维修项目、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过业主线上投票同意。日常服务标准由业主与物业公司共同制定，定期评估。
激励相容：物业公司利润与服务质量挂钩。设立服务质量保证金，如果年度评估达标，保证金转为奖励；不达标则扣除，并启动解任程序。
实施成效 成都市武侯区的”信托制”试点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60%提升至95%以上，物业服务质量投诉下降80%，业主参与小区事务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重建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
经验启示 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根本。”信托制”通过重构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了激励不相容问题。同时，财务透明是建立信任的基础，而过程参与则是提升满意度的关键。
6.3 案例三：杭州市”时间银行”互助帮教项目
背景与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面临专业力量不足、帮教持续性差、社会接纳度低等问题。传统帮教模式依赖专业社工，但社工数量严重不足，且服务难以长期维持。
创新做法
机制设计：建立”时间银行”总行和支行两级架构。总行负责规则制定、系统维护、争议仲裁；支行设在街道，负责具体运营和志愿者管理。
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涵盖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心理陪伴、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多个维度。志愿者可以是社区低龄老人、在职职工、大学生等。
存取机制：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后，志愿者本人或其指定的亲属在未来需要时可支取同等时间的服务。同时，设置”时间兑换”功能，积累一定时间可兑换社区服务或实物奖励。
质量保障：建立志愿者培训体系，提供基础服务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服务过程通过APP记录，包括服务内容、时长、对象评价等，确保服务质量可追溯。
实施成效 项目运行三年，累计注册志愿者5200余人，服务对象800余人，存储服务时间超过3万小时。志愿者留存率达75%，远高于传统志愿服务模式。帮教对象的再犯罪率下降至3.5%，社会融入度显著提升。
经验启示 互助机制能够有效激活社区内生资源，降低对外部专业力量的依赖。时间价值的量化和可转移性，为志愿者提供了持续参与的动力。同时，这种模式促进了社区融合，打破了帮教对象与普通居民的隔阂。
7. 实施策略与操作指南
7.1 分阶段推进策略
第一阶段：试点探索（3-6个月） 选择2-3个基础条件较好的社区进行试点。重点任务包括：
- 需求调研：深入了解居民参与意愿和帮教对象实际需求
- 方案设计：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实施方案
- 平台搭建：开发或引入适合的参与平台
- 团队组建：选拔培养居民骨干和志愿者
第二阶段：优化推广（6-12个月） 根据试点经验优化方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重点任务包括：
- 制度完善：建立参与激励、资金管理、监督评估等制度
- 能力建设：开展系统培训，提升各方参与能力
- 文化培育：通过多种渠道营造参与氛围
- 技术迭代：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平台功能
第三阶段：深化巩固（12个月以后） 形成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重点任务包括：
- 体系整合：将创新做法融入现有治理体系
- 品牌建设：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治理品牌
- 经验输出：总结模式，向其他地区推广
- 理论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成果
7.2 关键成功要素
1. 党建引领是根本保证 坚持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建+治理”模式，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成立社区治理临时党支部，吸纳优秀党员居民骨干进入决策层。
2. 居民主体是核心关键 始终将居民作为治理的主体而非对象。在方案设计、实施、评估全过程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避免政府”包办代替”，防止出现”政府热、群众冷”的现象。
3. 专业支撑是重要保障 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培养社区自己的专业人才。例如，每个社区配备1-2名专业社工，负责指导居民骨干开展工作，提供个案管理、小组工作等专业服务。
4. 资金可持续是基础条件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赠、低偿服务、商业运营等。例如，社区治理基金可由政府初始注资，后续通过社区服务收入、企业赞助、居民小额捐赠等方式维持运转。
7.3 风险防控与注意事项
1. 避免形式主义 防止为创新而创新，搞”花架子”。所有创新举措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居民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建立形式主义负面清单，定期自查自纠。
2. 防范数字排斥 技术应用不能”一刀切”，必须保留传统线下渠道。对老年群体、残障群体等要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和替代方案，确保他们不被排除在参与之外。
3. 警惕精英俘获 防止少数活跃居民垄断话语权，形成”精英治理”。通过随机抽样、议题轮换、弱势群体优先发言等机制，确保多元声音都能被听到。
4. 保护个人隐私 在数据收集和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帮教对象等特殊群体的信息要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8. 未来展望与发展趋势
8.1 技术融合深化
未来，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将更深度地融入社会治理。例如，基于区块链的社区信用体系可以确保记录不可篡改；元宇宙技术可以创建虚拟社区议事空间，让异地居民也能”面对面”协商；AI助手可以24小时为居民提供政策咨询和办事指引。
8.2 制度创新加速
随着实践深入，制度层面的创新将不断涌现。预期可能出现：
- 《社区治理法》等专门法律的出台
- 社区治理师等新职业的认证和培养体系
- 社区治理专项财政预算制度
- 公众参与权的司法救济机制
8.3 社会企业崛起
社会企业将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预计未来5-10年，将出现一批专注于社区服务、社会帮教、矛盾调解等领域的社会企业，形成”社会企业+社区治理”的新生态。
8.4 参与文化成熟
随着一代又一代居民在参与中成长，参与文化将逐渐内化为社区基因。未来的社区治理将不再是”要我参与”，而是”我要参与”；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创造”。
结语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帮教，破解现实难题并提升公众参与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协同推进。核心在于真正将人民置于中心位置，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从上海的”社区通”到成都的”信托制”，从杭州的”时间银行”到深圳的”企业帮教联盟”，这些创新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坚持问题导向、尊重群众首创、善于整合资源、勇于突破常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未来的社会治理，必将是技术赋能、制度保障、文化引领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治理。而我们每个人，既是治理的对象，更是治理的主体。当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社区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时，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帮教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