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学术与实践的桥梁
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教授走出象牙塔、深入基层实践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之一，其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其中，深入乡村一线参与扶贫工作，不仅是对”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高校知识分子践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华（化名）自2016年起，连续八年深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偏远山村，开展教育扶贫与产业振兴项目。他的经历揭示了学术研究者在扶贫一线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与宝贵经验。本文将基于张教授的真实案例，系统梳理高校学者参与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方法创新、主要成效以及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为未来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深入乡村的初始动因与准备阶段
1.1 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的契合点
张华教授最初接触扶贫工作的契机源于其社会学研究方向——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他在研究中发现，传统扶贫模式存在”输血式”援助的局限性，而学术界对贫困地区的文化适应性、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问题缺乏田野调查数据。与此同时，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为学者提供了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实践应用的平台。
“学术研究不应止步于论文发表，”张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时，研究者有责任将知识转化为改变现状的力量。”这种理念促使他主动申请成为教育部”高校扶贫专家库”成员，并选择怒江州作为长期调研点。
1.2 前期调研与资源协调
在正式驻村前，张教授团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准备工作：
- 文献梳理：系统分析怒江州近十年的扶贫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和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识别出教育落后、交通闭塞、产业结构单一三大核心问题。
- 跨部门协调：与云南省扶贫办、怒江州政府建立联系，获取政策支持；同时对接复旦大学校友资源，为后续引入外部资金和技术做准备。
- 团队组建：招募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背景的研究生组成8人调研小组，明确分工（田野调查、数据分析、项目设计、后勤保障）。
- 安全保障：购买野外保险，准备高原反应药物、卫星电话等应急设备，确保团队安全。
这一阶段的关键经验是：学者参与扶贫不能仅凭热情，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前期调研和可靠的资源网络基础上。
二、驻村实践：从”外来者”到”自己人”的身份转变
2.1 克服语言与文化障碍
张教授团队首次进入怒江州福贡县马吉乡某村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语言不通。该村傈僳族占98%，多数老人只会说傈僳语，普通话普及率不足30%。团队初期通过乡政府翻译进行沟通，但发现信息损耗严重，无法获取真实需求。
解决方案：
- 语言学习：团队成员利用晚上时间，跟村小学老师学习基础傈僳语日常用语，两个月后能进行简单交流。
- 文化融入：尊重当地习俗，如火塘文化（不能随意跨火塘）、节日禁忌等。张教授本人甚至学会了酿傈僳族米酒，与村民共饮时拉近距离。
- 关键人物策略：重点结识村里的”德高望重者”（如老村长、退休教师），通过他们向其他村民解释团队的来意，建立信任。
成效：三个月后，村民从最初的”观望”转为主动找团队聊天，甚至邀请到家中吃饭，为深度访谈奠定了基础。
2.2 精准识别贫困根源
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团队绘制了村庄资源图、贫富分级图，并组织村民召开”诸葛亮会”，最终识别出与官方数据差异较大的三个深层问题：
- 教育隐性辍学：虽然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但实际有效学习时间不足。许多学生放学后需承担放牧、家务，家长普遍认为”读书不如早点打工”。
- 产业选择错位：政府曾推广种植草果，但因缺乏技术指导和市场对接，村民收益微薄，反而占用了耕地。
- 社会资本匮乏：村民与外界联系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信息闭塞导致对新技术、新政策接受度低。
关键发现：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认知的贫困。这一发现直接影响了后续扶贫策略的设计。
三、创新扶贫模式：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3.1 教育扶贫：构建”学习-激励-反馈”闭环
针对教育问题，张教授团队没有简单捐赠图书或建校舍，而是设计了一套系统性方案：
（1）”双师课堂”项目
- 利用复旦大学的师资资源，通过远程视频系统，每周为村小学开设2节直播课，内容涵盖科学实验、英语口语、艺术欣赏等当地缺乏的课程。
- 同时，团队培训本地教师作为”助教”，课后组织讨论和作业辅导，确保学习效果。
（2）”学习积分银行”
- 设计积分卡，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参与课堂讨论、帮助同学等行为可获得积分。
- 积分可兑换学习用品、课外书籍，甚至”与复旦哥哥姐姐视频交流”的机会。
- 每学期末，积分最高的学生获得”复旦夏令营”资格，到上海参观交流。
（3）家长教育工作坊
- 每月举办一次，用傈僳语讲解教育对长远发展的意义，并展示往届学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
- 邀请外出务工返乡的成功人士分享经历，增强说服力。
成效：两年后，该村小学语文、数学平均成绩提升40%，初中升学率从35%提高到78%，更重要的是，家长对教育的认同度显著提升。
3.2 产业振兴：市场导向的”小而美”项目
针对产业问题，团队采用”试点-验证-推广”模式，避免大规模投资风险：
（1）生态养蜂项目
- 前期调研：发现当地有零星养蜂传统，但技术落后、产量低。团队联系福建农林大学的养蜂专家，引入中华蜂养殖技术。
- 试点设计：选择5户愿意尝试的农户，团队提供10箱蜂种和技术手册，并承诺保底收购蜂蜜（每斤不低于80元）。
- 技术培训：养蜂专家驻村一周，手把手教农户分蜂、取蜜、防治病虫害。
- 市场对接：张教授利用复旦校友资源，将蜂蜜定位为”怒江原生态蜜”，通过微信小程序销售，首年即实现5户农户户均增收6000元。
（2）乡村旅游合作社
- 资源挖掘：发现村庄附近有未开发的瀑布、原始森林景观，以及独特的傈僳族”阔时节”文化。
- 模式设计：引导村民成立旅游合作社，统一接待标准、定价和分红。团队协助设计徒步路线、培训村民做向导和农家乐。
- 品牌建设：通过复旦大学宣传部联系媒体，报道”教授带村民搞旅游”的故事，吸引小众游客。
- 风险控制：初期只接待预约制小团，避免过度商业化冲击村庄文化。
成效：三年后，养蜂项目扩展到30户，年户均增收1.2万元；旅游合作社年接待游客200人次，为村集体增收8万元，更重要的是，村民开始主动思考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经济。
3.3 社会资本建设：搭建”村-校-企”桥梁
张教授团队的核心优势在于连接资源：
- 信息桥梁：定期将国家最新扶贫政策、农业技术信息翻译成傈僳语，通过村广播和微信群传播。
- 人才桥梁：组织复旦大学学生暑期实践团驻村，为村民提供义诊、法律咨询、儿童陪伴等服务；同时，选派优秀村民到复旦大学参加短期培训。
- 市场桥梁：帮助村民对接电商平台、企业采购，解决”好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教授团队不是直接给钱给物，而是帮助村民建立与外界的连接能力。
四、扶贫实践中的主要挑战
4.1 学术工作与扶贫实践的冲突
时间精力分配难题：
- 扶贫工作需要长期驻村，但大学对教授的考核以论文、课题为主。张教授曾因连续两个学期驻村，导致一篇重要论文延期，影响了职称评审。
- 应对策略：将扶贫实践转化为研究案例，撰写政策建议报告，争取学校理解；同时利用假期集中处理学术事务。
学术伦理困境：
- 作为研究者，应客观记录扶贫中的问题；但作为参与者，又希望项目成功，存在”角色冲突”。
- 案例：在评估养蜂项目时，发现部分农户存在”等靠要”思想，但如实报告可能影响后续资金支持。张教授选择在内部报告中如实反映，并设计激励机制加以纠正。
4.2 项目可持续性挑战
外部依赖风险：
- 初期项目高度依赖张教授个人资源（校友捐赠、专家人脉），一旦他离开，项目可能中断。
- 应对：从第二年起，刻意培养村民理事会，将决策权逐步移交；同时推动项目与地方政府部门对接，争取纳入官方扶贫项目库。
市场波动风险：
- 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蜂蜜滞销，团队紧急联系复旦大学工会，以团购形式消化库存，但这不可持续。
- 教训：必须建立多元销售渠道，并帮助村民建立风险基金。后续团队引入保险机制，为养蜂户购买价格保险。
4.3 文化冲突与权力关系
“外来者”身份的敏感性：
- 团队初期被村民视为”上面派来的干部”，有诉求不敢直接说，反而影响精准识别。
- 解决：通过与村民同劳动（一起割草、收玉米）、在村公共空间（如小卖部）长时间停留聊天，逐渐淡化身份标签。
与基层干部的协作问题：
- 部分村干部担心教授团队”抢政绩”，初期配合度不高。
- 经验：主动将项目成果归功于村两委，邀请村干部参与项目设计，形成”教授出思路、干部出组织、村民出行动”的合作模式。
4.4 个人与家庭的牺牲
身体健康的代价：
- 怒江州属于高海拔地区，张教授因长期驻村，出现高原性心脏病症状，医生建议减少驻村时间。
- 家庭矛盾：妻子曾抱怨”你到底是复旦教授还是怒江村民”，孩子升学关键期也无法陪伴。
- 反思：扶贫不是个人英雄主义，需要制度化的支持体系，而非依赖个别教授的奉献。
五、经验总结与推广价值
5.1 高校参与扶贫的独特优势
- 知识优势：能将前沿理论（如社会网络分析、市场设计理论）转化为扶贫工具。
- 资源网络：连接政府、企业、校友等多元资源，形成”杠杆效应”。
- 中立身份：作为第三方，更容易获得村民信任，也便于向政府反映真实问题。
5.2 可复制的”复旦-怒江”模式
张教授团队总结出”三步走”推广模式：
- 第一步：诊断式调研（3-6个月），用学术方法精准识别问题。
- 第二步：嵌入式试点（1-2年），小规模试验，村民全程参与。
- 第三步：制度化移交（1年），将成功经验转化为地方政策或村民自治规则。
该模式已在怒江州其他3个村推广，并被纳入云南省”高校扶贫案例库”。
5.3 对高校评价体系的建议
张教授呼吁，高校应建立更科学的评价机制：
- 将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成果（如政策建议被采纳、扶贫案例被推广）纳入职称评审。
- 设立”社会服务型教授”岗位，允许以实践成果替代部分论文要求。
- 为参与扶贫的教师提供学术休假、健康保障等支持。
�六、未来展望：从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延续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张教授团队的工作重心已转向乡村振兴，面临新的挑战：
- 产业升级：如何将养蜂、旅游等小产业做大做强，对接更大市场。
- 人才回流：吸引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解决村庄空心化问题。
- 文化传承：在发展中保护傈僳族传统文化，避免同质化。
张教授表示：”扶贫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关切。未来，复旦大学与怒江的合作将从’输血’转向’造血’，重点培养本土人才，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结语
复旦大学教授深入乡村一线的扶贫实践，展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他们的经验表明，高校参与扶贫不仅是知识的应用，更是文化的碰撞、心灵的洗礼和制度的创新。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这种”学术+实践”的模式，为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未来，需要更多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让高校智慧在广袤乡村绽放更大光彩。
注：本文基于复旦大学扶贫实践案例综合整理，部分细节经过学术化处理，旨在呈现高校参与扶贫的普遍经验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