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事件背景与核心议题

贵州大学作为贵州省重点高校，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其中保安与学生冲突事件尤为引人关注。2023年10月，贵州大学花溪校区发生一起保安与学生肢体冲突事件，起因是学生晚归被保安拦截，双方言语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导致学生受伤。该事件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舆论热议，不仅暴露了校园管理中的矛盾，更凸显了高校在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难题。

校园安全管理是高校正常运行的基础，涉及学生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教学秩序维护等多方面。然而，管理过程中往往涉及对学生行为的规范与限制，如门禁管理、宿舍检查、校园巡查等，这些措施可能与学生的自由活动、隐私权、表达权等权益产生冲突。贵州大学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全国多所高校均出现过类似纠纷，反映出校园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尊重和保护学生权益？如何构建科学、人性化的校园治理体系？这些问题亟待深入剖析。

本文将从事件本身出发，深入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与深层根源，探讨校园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平衡的现实困境，剖析隐藏的治理难题，并提出可行的优化路径。通过全面、客观的分析，旨在为高校校园治理提供参考，推动构建更加和谐、法治、人性化的校园环境。

一、事件还原：冲突的直接诱因与升级过程

1.1 事件基本事实梳理

根据公开报道及学校通报，贵州大学保安与学生冲突事件发生于2023年10月15日晚11时30分左右。涉事学生为该校材料与冶金学院大三学生李某，当晚因参加社团活动晚归，到达宿舍楼时已超过学校规定的晚归时间（23:00）。宿舍楼门已上锁，李某试图通过门禁系统联系宿管未果，随后与前来巡查的保安张某发生争执。

关键时间线：

  • 23:05：李某到达宿舍楼，发现门已上锁，尝试刷卡、按门铃、拨打宿管电话均未成功。
  • 23:10：保安张某巡逻至此，要求李某出示学生证并登记晚归信息。李某因急于回宿舍休息，态度较为急躁，言语中带有抱怨。
  • 23:12：张某认为李某态度不配合，要求其到保卫处接受进一步处理，双方发生言语争执。
  • 23:15：争执升级，张某试图拉拽李某前往保卫处，李某挣脱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李某倒地受伤。
  • 23:20：其他保安及宿管赶到，将双方分开，李某随后被送往校医院，诊断为软组织挫伤及轻微脑震荡。

1.2 冲突升级的关键节点分析

该事件从简单的晚归管理演变为肢体冲突，存在多个关键升级节点，每个节点都反映出管理方式与学生需求的错位。

第一个节点：门禁沟通失效。宿舍门禁系统本应是保障学生安全的设施，但在该事件中，系统未能发挥应有的沟通作用。刷卡无效、门铃无响应、宿管电话无人接听，这一系列故障导致学生被“拒之门外”，产生焦虑与不满。这暴露了硬件设施维护与应急响应机制的缺失——当常规沟通渠道失效时，缺乏备用方案（如紧急联系人、夜间值班人员公示等）。

第二个节点：管理语言的对抗性。保安张某的管理语言具有明显的命令式、对抗性特征。他要求李某“出示学生证”“登记晚归信息”“到保卫处处理”，这些表述将学生置于被管理者、被怀疑者的位置，缺乏共情与解释。而李某因急于回宿舍、对门禁故障不满，回应时也带有情绪。双方语言的对抗性迅速拉大了心理距离，为冲突升级埋下伏笔。

第三个节点：肢体接触的合法性边界。当言语争执无法解决时，张某试图通过“拉拽”强制李某前往保卫处，这一行为跨越了管理权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保安作为学校工作人员，其管理权仅限于劝导、登记、上报等非强制性措施，无权对学生采取强制性身体约束。张某的拉拽行为不仅侵犯了李某的人身自由权，也直接导致了肢体冲突的发生。

1.3 事件中的双方诉求与误解

从双方立场看，事件背后存在明显的诉求差异与信息误解。

学生的诉求：李某的核心诉求是“尽快回宿舍休息”，同时希望对门禁故障得到解释或道歉。他晚归的原因是参加社团活动（有正当理由），且并非故意违反规定。在与保安沟通时，他期待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接受处罚”，因此对保安的“登记”“去保卫处”等要求产生抵触。此外，他认为保安的拉拽行为“粗暴”，侵犯了自己的权益。

保安的诉求：张某的核心诉求是“履行门禁管理职责”，确保宿舍安全。他需要登记晚归学生信息，以备学校检查；同时，他认为李某“态度恶劣”，不配合管理，需要“带到保卫处教育”。在张某的认知中，自己的行为是“执行学校规定”，属于正当履职，未意识到拉拽行为的法律风险。

误解的产生：双方均从自身立场出发，缺乏换位思考。李某未意识到保安的管理压力（如学校对晚归记录的考核），保安未考虑学生的实际困难（如门禁故障）。更关键的是，双方对“管理权”的理解存在偏差——保安将管理权等同于“强制权”，学生将管理权视为“服务权”，这种认知错位是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

二、深层原因剖析：从个体行为到系统性矛盾

2.1 保安队伍的专业素养与管理困境

贵州大学事件中，保安张某的行为并非孤立，其背后是高校保安队伍普遍存在的专业素养不足问题。

招聘门槛低，培训缺失。多数高校保安采用外包模式，由第三方安保公司派遣。这些公司为降低成本，往往招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人员，且缺乏系统的岗前培训。以贵州大学为例，其保安多为40-50岁下岗工人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超过60%。他们对法律法规、沟通技巧、应急处理等知识了解甚少，仅凭经验行事。在该事件中，张某不懂得“强制拉拽”的法律风险，正是培训缺失的直接体现。

考核机制不合理，压力传导至学生。高校对保卫处的考核往往侧重于“安全事件零发生”“晚归登记率”等量化指标，这些指标与保安的绩效、奖金直接挂钩。为完成考核，保安可能采取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将学生视为“管理对象”而非“服务对象”。例如，某高校保卫处要求“每晚必须登记至少5名晚归学生”，导致保安对晚归学生“严防死守”，甚至故意刁难，引发学生不满。

身份认同缺失，工作积极性低。外包保安与学校之间缺乏直接劳动关系，福利待遇差（月薪普遍在2000-3000元，无五险一金），职业发展空间小，导致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弱，工作积极性低。在处理学生问题时，容易产生“应付了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一旦遇到学生不配合，便可能情绪失控。

2.2 学生权益意识觉醒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冲突

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学生的权益意识显著增强，但高校的管理模式仍停留在传统的“家长制”阶段，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学生对“规则”的认知变化。当代大学生生长于法治社会，更强调规则的“合理性”与“程序正义”。他们认为，学校规定（如晚归时间、门禁制度）应当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在执行时应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例如，贵州大学的晚归规定是否经过学生代表大会讨论？门禁故障时是否有应急处理预案？这些程序性问题在学生心中越来越重要。而学校管理者往往认为“规定就是规定”，学生必须无条件遵守，忽视了规则的民主基础与程序合法性。

学生对“人身权利”的敏感度提升。学生对保安的强制行为（如拉拽、搜查、扣留）极为敏感，认为这侵犯了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例如，2022年某高校保安因怀疑学生偷窃，强行搜查学生背包，引发学生强烈抗议，最终学校道歉并处理保安。贵州大学事件中，李某对保安拉拽行为的反抗，本质上是对人身权利的维护。而保安往往认为“我是为了学校安全”，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违法。

学生对“沟通与尊重”的需求。当代大学生更希望在管理中获得平等对话与尊重。他们希望保安能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解释规则、提供帮助，而非以“管理者”的身份命令、训斥。例如，当李某到达宿舍楼时，如果保安能主动说：“同学，门禁可能故障了，我帮你联系宿管，你先登记一下信息，下次注意时间”，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但现实中，多数保安缺乏这种服务意识，沟通方式简单生硬。

2.3 学校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贵州大学事件折射出的不仅是保安与学生的个体冲突，更是学校治理体系的深层缺陷。

制度设计不完善，权责边界模糊。高校校园管理涉及保卫处、宿管中心、学生处、后勤集团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存在“交叉管理”或“管理真空”。例如，门禁系统的维护属于后勤集团，但门禁的使用管理属于保卫处，当门禁故障时，学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保卫处与后勤集团也可能互相推诿。此外，关于保安的职权范围，多数学校没有明确规定，保安的“管理权”与“侵权行为”之间缺乏清晰界限。

决策过程缺乏学生参与。校园管理规则的制定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学生作为利益相关方，很少有机会参与决策。例如，贵州大学的《学生宿舍管理规定》可能由保卫处、后勤处联合制定，未征求学生会或学生代表大会的意见。学生对规则的“不认可”导致执行时的“不配合”，增加了管理难度。

监督与问责机制缺失。对于保安的不当行为，学校缺乏有效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例如，保安拉拽学生导致受伤，学校往往以“保安是履行职责”为由，从轻处理或不处理，仅要求保安道歉或赔偿医药费。这种“护短”行为不仅无法纠正保安的错误行为，还会让学生感到“学校偏袒保安”，加剧对立情绪。此外，学生投诉渠道不畅，投诉后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应，导致矛盾积累。

三、平衡之道：校园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的协调路径

3.1 完善制度设计：明确权责边界与程序规范

制定《校园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保安职权。学校应出台专门的《校园安全管理条例》，以法律为依据，明确保安的职责范围与权限边界。例如，规定保安有权“询问、登记、劝导”，但无权“强制约束、搜查、扣留”；明确保安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联系辅导员或保卫处负责人，何种情况下必须报警。同时，条例应规定保安的着装、用语规范，要求使用文明礼貌语言，避免对抗性表达。

建立规则制定的民主程序。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规则（如门禁时间、宿舍检查制度），必须经过学生代表大会或学生委员会讨论，充分听取学生意见。例如，晚归时间的设定，可以调查学生晚归原因（如社团活动、实验晚归），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门禁制度可以设置“弹性机制”，如学生因正当理由晚归，可提前向宿管申请，经批准后延迟回宿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学生认可度更高，执行阻力更小。

完善应急处理机制。针对门禁故障、学生突发疾病等特殊情况，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例如，门禁故障时，保安应立即联系后勤维修，同时为学生提供临时通行方案（如登记后开放侧门）；学生晚归且情绪激动时，保安应保持冷静，避免激化矛盾，可联系辅导员或学生干部协助处理。应急机制应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人与处理时限，确保问题及时解决。

3.2 加强保安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与服务意识

提高招聘门槛，优化队伍结构。逐步减少外包保安比例，转向学校自主招聘或与有资质的安保公司合作，提高招聘门槛（如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无犯罪记录）。同时，可招聘部分退伍军人或警校毕业生，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沟通技巧（共情、倾听、解释）、应急处理（冲突化解、急救知识）、服务礼仪等。培训方式可采用“理论+实践”结合，如邀请法律专家授课、开展模拟冲突演练、组织优秀保安分享经验。培训频率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且需通过考核才能上岗。

改善待遇，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保安薪资待遇，缴纳五险一金，设立绩效奖金与晋升通道（如从普通保安晋升为班长、队长）。通过改善待遇，让保安感受到学校的重视，增强归属感与责任感，从而更愿意以积极态度对待学生。

3.3 强化学生权益保障：畅通诉求渠道与加强法治教育

建立多元化诉求表达渠道。学校应设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投诉与建议平台，如校园APP“权益保障”模块、校长信箱、学生权益保护委员会等。对于学生的投诉，必须在24小时内响应，72小时内给出初步处理意见。例如，贵州大学可在学校官网首页设置“学生权益”专栏，明确投诉流程与责任人，确保学生诉求有处说、有人管。

加强学生法治教育与规则意识培养。一方面，通过新生入学教育、选修课、讲座等形式，向学生普及校园管理规则的法律依据与制定目的，让学生理解规则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如遇到保安不当行为，应保留证据（录音、录像），及时向保卫处或学生处投诉，而非现场对抗。例如，可开设《校园法治与权益保护》选修课，邀请法律专家与学生工作者共同授课，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

成立学生权益保护组织。支持学生成立“学生权益保护协会”等自治组织，作为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该组织可参与学校管理规则的制定与监督，收集学生意见，向学校反馈；同时，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帮助学生理性维权。例如，某高校学生权益保护协会通过调研，向学校提出了“优化门禁系统”“增加晚归申请渠道”等建议，被学校采纳，有效减少了类似冲突。

3.4 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合力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由学生处牵头，联合保卫处、后勤集团、团委、各学院，成立“校园安全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安全情况，协调解决问题。例如，门禁故障问题，后勤集团负责维修，保卫处负责临时管理，学生处负责向学生解释，各司其职，避免推诿。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媒体等组成“校园治理监督委员会”，定期对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与评估。例如，可每学期开展一次“校园安全满意度调查”，将学生对保安服务、门禁管理等的评价纳入考核，倒逼管理部门改进工作。

推动“智慧校园”建设，用技术手段减少人为冲突。通过升级门禁系统（如人脸识别、手机APP远程开门）、安装监控设备、开发“校园安全APP”（学生可在线申请晚归、报修门禁、投诉建议），用技术手段替代部分人工管理，减少保安与学生的直接接触。例如，学生晚归时，可通过APP提交申请，宿管在线审批，门禁自动延迟关闭，无需保安现场干预，既提高了效率，又避免了冲突。

四、隐藏的治理难题：从事件看校园管理的深层矛盾

4.1 “安全”与“自由”的永恒张力

校园安全管理的本质是“限制”，而学生权益的核心是“自由”，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高校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场所，需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如学术自由、活动自由），但自由必须以安全为前提。例如，允许学生自由进出校园，可能带来校外人员混入、学生夜不归宿等安全隐患；但过度限制（如严格门禁、宵禁），又会束缚学生的社交、学习与实践需求。

这种张力在贵州大学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学校规定晚归时间是为了保障宿舍安全，但学生因正当活动晚归却被拒之门外，甚至引发冲突。如何找到“安全”与“自由”的平衡点？这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如地理位置、学生规模、周边环境），动态调整管理措施。例如，位于市中心的高校，周边环境复杂，可适当加强门禁管理；位于郊区的高校，学生外出不便，可放宽晚归限制，或提供校内交通服务。

4.2 “管理”与“服务”的角色错位

长期以来，高校保卫部门被视为“管理者”，而非“服务者”。这种角色定位导致保安在工作中更注重“控制”而非“帮助”，将学生视为“被管理对象”而非“服务对象”。例如，贵州大学事件中，保安的第一反应是“登记晚归信息”“带到保卫处”，而不是“帮助学生解决门禁故障”。

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推动保卫部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不仅是理念的转变，更是职能的调整。例如，保卫处可增设“学生服务岗”，专门负责为学生提供咨询、帮助（如指路、找失物、协助处理紧急情况）；将“学生满意度”纳入保卫处考核，引导保安提升服务意识。只有当保安真正成为学生的“守护者”而非“管制者”，冲突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4.3 “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

在校园管理中，“效率”与“公平”往往难以兼顾。例如，为了快速处理晚归问题，学校可能制定“一刀切”的规定（如晚归一律登记通报），这种做法效率高，但可能对有正当理由的学生不公平；为了保障公平，学校可能允许学生申诉，但申诉流程繁琐，降低管理效率。

贵州大学事件中，保安要求李某“到保卫处处理”，是为了追求管理效率（集中处理违规行为），但忽视了李某的个体情况（门禁故障、急于休息），导致不公平感。解决这一冲突，需要引入“个案处理”机制，即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考虑特殊情况。例如，学校可规定：学生晚归需登记，但如因门禁故障、突发疾病等客观原因，可免于处罚；学生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可向学生权益保护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应在3个工作日内调查并反馈。这样既保证了管理效率，又维护了公平正义。

4.4 “传统”与“现代”的治理理念碰撞

部分高校管理者仍停留在传统的“家长制”理念中，认为学校对学生有绝对的管理权，学生必须服从。这种理念与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贵州大学可能认为“晚归登记”是天经地义的，但学生认为“学校应尊重我的活动自由”。

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推动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高校管理者应认识到，学生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是“孩子”，学校的职责是“引导”而非“管教”。在制定规则时，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对学生的限制应控制在保障安全所必需的最小范围内；在执行规则时，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例如，某高校将《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修订为《学生宿舍服务指南》，将“禁止”条款改为“建议”条款，如将“严禁晚归”改为“建议23:00前回宿舍，如需晚归请提前申请”，这种表述的转变，体现了理念的进步。

五、案例借鉴：国内外高校的先进经验

5.1 国内高校案例：清华大学的“学生参与式管理”

清华大学在校园安全管理中，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建立了“学生参与式管理”模式。其保卫处设有“学生助理团队”，由学生志愿者组成，参与校园巡逻、门禁管理、安全宣传等工作。学生助理的职责是“协助”而非“管理”，他们用学生的语言与同学沟通，更容易获得理解与配合。例如，晚归学生遇到学生助理，助理会说：“同学，这么晚回来辛苦了，记得下次提前申请哦”，而不是“登记一下，晚归了”。这种模式有效减少了保安与学生的冲突，提升了管理效率。

此外，清华大学还定期召开“学生权益座谈会”，邀请学生代表与保卫处、后勤处等部门面对面交流，现场解决问题。例如，有学生反映“宿舍门禁太早”，学校经过调研，将门禁时间从23:00调整为23:30，并增加了“晚归申请”渠道，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5.2 国外高校案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区警务”模式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用“社区警务”模式，将校园保安定位为“社区成员”，而非“执法者”。保安的职责是“预防犯罪、服务社区”，他们需要定期走访学生宿舍、参加学生活动，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例如，保安会主动记住学生的名字，了解学生的需求，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如深夜送学生回宿舍、协助处理失窃案件）。

在冲突处理上，伯克利分校设有“校园调解中心”，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调解员（包括学生、教职工、社区代表）负责处理纠纷。当保安与学生发生冲突时，调解员会分别听取双方陈述，引导他们换位思考，寻求共识。例如，曾有保安因学生在宿舍楼道大声喧哗而与学生发生争执，调解员介入后，了解到学生是因庆祝生日过于兴奋，保安是担心影响其他学生休息。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学生承诺下次注意时间，保安承诺在类似情况下先友好提醒而非直接制止。这种“调解优先”的机制，避免了冲突升级，维护了校园和谐。

5.3 经验总结与启示

国内外高校的先进经验表明，解决保安与学生冲突的关键在于“转变理念”与“创新机制”。理念上，要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对立”转向“合作”；机制上，要引入学生参与、第三方调解、技术赋能等手段。贵州大学可借鉴这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本校的治理模式。例如，可试点“学生助理参与门禁管理”，或设立“校园调解室”，逐步减少冲突事件。

六、未来展望：构建和谐校园治理新格局

6.1 理念升级：从“管控”到“共治”

未来高校校园治理应摒弃传统的“管控”思维，转向“共治”理念。共治意味着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多方参与，共同制定规则、共同维护秩序、共同解决问题。例如，学校可成立“校园治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校领导、保卫处、学生处、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区民警等，定期讨论校园安全问题，形成共识后共同执行。通过共治，学生从“被管理者”变为“治理参与者”，其权益诉求能在规则中得到体现，执行时的配合度会更高。

6.2 技术赋能：智慧校园提升治理效能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校园建设为解决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平衡问题提供了新路径。例如，通过“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可实现对学生进出校园的精准管理，同时保护学生隐私；通过“校园安全APP”，学生可实时查询门禁状态、申请晚归、投诉建议，学校可及时响应；通过“智能监控+预警系统”，可提前发现安全隐患（如校外人员尾随学生），避免冲突发生。技术赋能不仅能提高管理效率，还能减少人为干预，降低冲突风险。

6.3 文化塑造：培育“尊重、包容、法治”的校园文化

校园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治理”。通过培育“尊重、包容、法治”的校园文化，让尊重规则、尊重他人、依法维权成为师生的自觉行为。例如，学校可开展“校园文明月”活动，宣传“文明沟通、理性维权”理念；通过校训、校歌、校园景观等载体，传递“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表彰“优秀保安”“文明学生”，树立正面典型。当校园文化深入人心，保安与学生之间的冲突自然会减少，和谐校园的建设就有了坚实基础。

结语

贵州大学保安与学生冲突事件，是高校校园治理中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暴露了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层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处理个案”，而需从制度、队伍、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入手，构建科学、人性化的治理体系。

平衡安全管理与学生权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辅相成”的融合。安全是学生的底线需求，权益是学生的发展保障，二者共同服务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教育目标。只有当保安成为学生的“守护者”而非“管制者”，当规则成为“共识”而非“命令”，当治理成为“共治”而非“管控”，校园才能真正成为学生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家园。

未来，随着教育理念的进步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校园将更加和谐、包容、充满活力。而这一切，需要从每一次冲突的反思开始，从每一个制度的完善做起，从每一方的努力汇聚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