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历史转折点与国企改革的序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时期的开端。在会议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当时称为“国营企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自主权，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僵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为国企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方向。
从1978年到1992年，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改革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争议、试点和调整。例如，197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首次赋予企业部分经营自主权；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些政策标志着国企改革从理论探索进入实践操作。
本文将详细梳理1978年至1992年国企改革探索时期的主要阶段、关键政策、典型案例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分析其历史意义。文章将结合具体数据和实例，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1978-1984年）
政策背景与核心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企改革首先从“放权让利”开始。所谓“放权”，是指扩大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权；“让利”则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利润用于发展。这一阶段的改革旨在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激发企业积极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这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文件。文件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企业有权销售超产产品和计划内产品；企业可以提取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基金，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例如，四川省在1978年率先进行试点，选择了6家企业进行扩权改革。到1980年，全国扩权试点企业扩大到6600多家，占全国国营工业企业总数的16%。
典型案例：首钢的“承包制”雏形
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简称“首钢”）是这一时期改革的典型代表。1979年，首钢开始试行“利润包干”制度，即企业向国家上缴固定利润后，剩余部分由企业自主支配。这一制度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1981年，首钢进一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与北京市政府签订承包合同，规定每年上缴利润递增7.2%，超额部分全留企业。结果，首钢的利润从1978年的2.99亿元增长到1984年的6.8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首钢的成功经验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承包制”的范本。
改革成效与问题
放权让利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统计，1979年至1984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8.9%，劳动生产率提高30%。企业开始关注市场需求，产品品种增加，质量有所改善。然而，问题也随之暴露：一是“放权”不彻底，企业自主权仍受行政干预；二是“让利”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1980年国家财政收入出现赤字；三是企业行为短期化，部分企业追求短期利润，忽视技术改造和长期发展。
第二阶段：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1992年）
政策深化与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新阶段。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核心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企业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规定上缴利润基数和递增比例，超额部分归企业所有，亏损则由企业自负。1988年，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将承包制规范化、法制化。到1990年，全国90%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承包制。
典型案例：河北邯郸钢铁总厂的“模拟市场核算”
邯郸钢铁总厂（简称“邯钢”）在承包制基础上创新了“模拟市场核算”机制。1991年，邯钢开始推行这一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产品成本按市场价格倒推，分解到每个车间、班组和个人，实行“成本否决”。例如，炼钢车间的原材料成本如果超过市场价，就扣减奖金；反之，节约部分按比例奖励。这一制度使邯钢的吨钢成本从1990年的1200元下降到1995年的800元，利润从1990年的100万元增长到1995年的7亿元。邯钢经验被国务院推广，成为国企改革的“邯钢模式”。
改革成效与深层问题
承包制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企业效率。1984年至1992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10.5%，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6.8%。企业开始重视成本控制和市场导向，部分企业如首钢、邯钢成为行业标杆。然而，承包制也暴露了深层次问题：
- 短期行为：承包期通常为3-5年，企业为完成承包指标，可能减少设备投资、推迟技术改造，损害长期发展。例如，一些煤矿企业为追求短期利润，过度开采资源，导致资源枯竭。
- 负盈不负亏：企业盈利时，国家与企业分享；亏损时，国家往往承担最终责任，形成“软预算约束”。1990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30%，亏损额高达300亿元，但国家仍通过补贴和贷款维持企业生存。
- 政企不分：承包合同由政府与企业签订，政府仍干预企业经营，企业自主权有限。例如，企业人事任免、投资决策仍需上级批准，改革不彻底。
改革探索时期的挑战与应对
挑战一：计划与市场的矛盾
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企业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价格由国家定价，企业难以真正适应市场。例如，1985年，国家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价格由国家控制，计划外价格由市场调节。这导致企业行为扭曲：一些企业为获取计划内低价原材料，虚报需求；另一些企业则通过倒卖计划指标牟利，滋生腐败。
挑战二：国企与非国企的竞争
随着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国企面临激烈竞争。国企在机制上僵化，而乡镇企业灵活高效。例如，1980年代，江苏乡镇企业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企仅为8%。国企市场份额下降，1985年国企工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78%下降到65%。这迫使国企加快改革，但改革步伐仍滞后于市场变化。
挑战三：职工安置与社会稳定
国企改革涉及职工利益调整。放权让利和承包制下，企业为提高效率，开始精简人员。1980年代末，国企冗员问题严重，隐性失业率高达20%。例如，1986年，上海纺织行业因产品滞销，不得不裁员10万人，引发社会不稳定。政府通过“再就业工程”和“待业保险”试点缓解矛盾，但职工安置仍是改革难点。
应对措施：试点与渐进式改革
为应对挑战，政府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策略。例如，1984年，选择重庆、武汉、沈阳等城市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赋予其更大自主权；1988年，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进行股份制试点，探索产权改革。这些试点为后续改革积累了经验。
改革探索时期的历史意义
经济意义：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
1978-1992年的国企改革探索，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改革打破了“大锅饭”，引入了竞争机制，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978年至199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其中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国企改革功不可没。
社会意义：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
改革推动了思想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企业是市场主体”、“效率优先”等观念，打破了“国企是铁饭碗”的传统思维。例如，1980年代，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激烈，但改革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这为后续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
局限性：未触及产权制度
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营权层面，未触及所有权问题。国企产权模糊，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但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所有者缺位”。这为后来的国企产权改革（如19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伏笔。例如，1992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30%，改革亟待深化。
结论：探索与启示
1978年至1992年的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冰之旅”。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提升了企业活力，但也面临短期行为、政企不分等挑战。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为后续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改革必须坚持渐进式路径，兼顾效率与公平；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注重制度创新，如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
今天，中国国企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但1978-1992年的探索仍具现实意义。例如，在当前国企改革中，如何平衡“放活”与“监管”、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国企改革是持续的过程，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这一伟大征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