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部崛起的时代背景与湖北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中部崛起是国家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总面积约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人口约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6.5%。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重要枢纽和能源原材料基地、粮食生产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省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近年来，湖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8万亿元，增长6.0%，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7位，人均GDP超过9万元，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湖北实践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重要会议。本次大会旨在总结湖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部崛起新路径方面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北方案”。大会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同、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分享、专家研讨等形式，全面展示湖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和实践成果。
从实践层面看，湖北近年来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最大的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之一。同时，湖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江大保护成效显著，”江湖相连、水城共融”的生态格局逐步形成。这些实践不仅为湖北自身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部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次实践大会的召开，正值国家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大会将围绕”探索中部崛起新路径与高质量发展新机遇”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如何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如何将湖北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何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总结湖北实践经验，提炼可复制推广的模式，为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提供借鉴，共同推动中部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湖北实践大会的核心议题与政策框架
一、科技创新驱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湖北实践大会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定位基于湖北雄厚的科教资源——全省拥有普通高校130所，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两院院士80余人，国家级科研平台100多个。大会强调，要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必须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
在具体政策框架上，湖北实施”尖端引领、平台支撑、人才集聚、生态优化”四大工程。”尖端引领”工程聚焦光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实施”揭榜挂帅”项目，2023年投入财政资金15亿元，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2项。”平台支撑”工程重点支持东湖科学城、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打造”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三级创新体系。”人才集聚”工程推出”楚才计划”，对顶尖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对青年人才提供”人才公寓+创业资助+子女入学”一揽子支持。”生态优化”工程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十条新政”，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可提高到80%以上。
典型案例是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实践。该公司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的科研实力，在激光技术领域持续突破，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120kW超高功率激光切割机，打破国外垄断，产品出口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协同创新模式，华工科技近三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5%，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成激光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2. 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会深刻指出，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湖北必须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聚焦”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尤其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材料五大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未来产业。
在政策支持上，湖北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省级产业投资基金，采用”母基金+子基金+直投”模式，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链长制”，由省级领导担任重点产业链”链长”，统筹协调产业链发展。推行”链主企业”培育计划，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资源，对”链主企业”给予用地、用能、融资等优先保障。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湖北已形成”整车制造-关键零部件-研发测试-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东风汽车集团作为”链主企业”，牵头组建”湖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核心零部件企业，共同攻关高能量密度电池、自动驾驶等关键技术。2023年，湖北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38.5万辆，增长45.2%，其中东风岚图、猛士等高端品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同时，湖北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领域先行先试，武汉经开区获批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超过1000公里，吸引百度、小米、华为等企业开展测试运营。
3. 区域协同：推动”一主两翼”区域协调发展
湖北实践大会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完善”一主两翼”战略布局。”一主”即武汉都市圈，发挥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两翼”即襄阳都市圈和宜荆荆都市圈，分别带动鄂西北、鄂西南发展。目标是构建”核心引领、轴线展开、多点支撑”的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在协同机制上，湖北建立”规划共编、设施共建、产业共兴、生态共保、服务共享”的”五共”机制。武汉都市圈已实现公交”一卡通”、公积金互认互贷、政务服务”跨市通办”，武汉至鄂州、黄石、孝感等城市的城际铁路实现”公交化”运营。襄阳都市圈聚焦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产业，推动襄阳、十堰、随州等地产业协同。宜荆荆都市圈则围绕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产业加强合作。
典型案例是武汉与鄂州的协同发展。鄂州花湖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与武汉天河机场形成”客货双枢纽”格局。花湖机场已开通国内国际货运航线近50条，2023年货邮吞吐量突破20万吨，带动鄂州临空经济区吸引投资超过500亿元，形成高端制造、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三大产业集群。武汉则通过”飞地经济”模式，在鄂州建设”光谷科创大走廊”延伸区，实现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的产业分工，有效缓解了武汉土地资源紧张问题，同时带动鄂州产业升级。
4. 绿色发展：筑牢长江生态屏障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长江干流在湖北境内里程1061公里，占长江总长度的16.1%，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大会强调，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在政策框架上，湖北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包括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入河排污口整治、船舶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具体实践中，湖北宜昌的化工产业转型具有代表性。宜昌曾是全国重要的精细化工基地，但化工围江问题突出。近年来，宜昌坚决关停沿江1公里内的化工企业，累计关停134家，搬迁改造35家，同时大力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兴发集团作为龙头企业，投资50亿元建设新材料产业园，研发生产电子级化学品、有机硅等高端产品，单位产值能耗下降40%，成功实现转型升级。通过”关改搬转”，宜昌长江岸线生态全面恢复，水质稳定保持Ⅱ类标准，同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5. 营商环境优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大会深刻认识到，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湖北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目标，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
在具体措施上，湖北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对106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建立”政策直达”机制，通过”鄂企通”平台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创新推出”首席服务员”制度，为重点企业配备专属服务团队。
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该区推出”光谷改革30条”，其中”先投后股”模式颇具创新性：对科技型初创企业，政府先以科技项目形式投入资金支持发展，待企业实现市场化融资或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将投入的资金转化为企业股权。这一模式有效解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死亡谷”阶段的融资难题。2023年，东湖高新区通过”先投后股”支持企业120家，投入资金3.6亿元，其中85%的企业成功获得市场化融资，平均估值增长超过3倍。同时，东湖高新区还推出”一业一证”改革，将餐饮、便利店等25个行业的多个许可证整合为一个行业综合许可证，审批时限平均压缩87%，申请材料减少60%，极大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湖北实践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
武汉东湖高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是湖北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也是全国首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发展历程与核心成就： 光谷的发展始于1988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成立，2001年被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2009年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30多年发展，光谷已形成”光芯屏端网”世界级产业集群，2023年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其中，光纤光缆市场份额全球第一（长飞、烽火等企业），光电器件市场全球第二，光传输设备全球第三。在新型显示领域，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企业引领柔性屏、Mini LED等技术创新。在集成电路领域，长江存储的3D NAND闪存芯片达到国际主流水平，打破国外垄断。
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光谷的成功关键在于构建了”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政策层面，实施”黄金十条”、”光谷改革30条”等政策，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在平台层面，拥有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等6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华为武汉研究所、小米武汉总部等企业研发中心。在人才层面，实施”3551光谷人才计划”，累计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3000余人。在金融层面，设立光谷创业咖啡、光谷科创投等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机构，形成”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全链条融资支持。
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 光谷探索出”龙头企业+产业园区+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的协同创新模式。以华星光电为”链主”，带动上游的玻璃基板、驱动芯片企业，下游的手机、车载显示等应用企业集聚，形成”一小时产业圈”。光谷还成立”光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定期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推动本地企业互采互用，2023年本地配套率提升至45%。
可复制经验： 光谷经验的核心在于：一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30年聚焦光电子信息产业不动摇；二是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既提供阳光雨露（政策支持），又保持充分竞争；三是推动”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融合，实现科研、生产、生活功能有机融合。这些经验对其他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湖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湖北作为我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东风汽车、上汽通用武汉基地等整车企业，以及众多零部件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汽车产业链。面对汽车产业”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变革趋势，湖北积极推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产业基础与转型背景： 湖北汽车产业历史悠久，上世纪60年代二汽（东风汽车前身）在十堰建设，奠定了湖北汽车工业基础。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形成”重、中、轻、微、轿、专”全系列车型生产体系，2023年全省汽车产量约25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38.5万辆。但传统燃油车占比高、核心技术依赖度高、品牌溢价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此，湖北将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十四五”时期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湖北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政策支持体系： 湖北构建了”1+N”政策体系，”1”即产业发展规划，”N”包括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基础设施建设、财税金融支持等专项政策。在推广应用方面，实施”以旧换新”、”下乡促销”等补贴政策，2023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资金达15亿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桩站先行”，2023年新建充电桩8.6万个，累计建成充电桩超过20万个，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全覆盖。在技术创新方面，设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专项，对关键技术研发给予最高2000万元支持。
典型案例：东风汽车的转型实践： 东风汽车作为湖北汽车产业的”链主”，积极推进电动化转型。旗下岚图品牌定位高端智能电动，2023年销量突破5万辆，平均售价超过35万元，成功打入高端市场。猛士品牌则聚焦豪华电动越野，填补了市场空白。在技术创新上，东风自主研发的”马赫”动力系统，热效率达到45%，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其智能座舱系统与华为、百度等科技企业深度合作，实现了语音交互、智能驾驶等功能的快速迭代。同时，东风牵头组建”湖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联合产业链上下游10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以及自动驾驶核心技术。通过联盟，东风与宁德时代合作建设电池生产基地，与地平线合作开发智能驾驶芯片，有效降低了供应链风险，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产业链协同与集群发展： 湖北以武汉经开区为核心，辐射襄阳、宜昌等地，形成”一核两翼”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武汉经开区重点发展整车制造、研发测试；襄阳依托东风试车场，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和特种车辆电动化；宜昌则聚焦动力电池材料和回收利用。通过”链长制”协调，推动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深度合作，2023年湖北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率提升至35%，较20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
长江大保护的”湖北实践”：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
湖北作为长江干线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承担着”一江清水东流”的政治责任。近年来，湖北将长江大保护作为压倒性任务，探索出一条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新路子。
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 湖北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涵盖化工企业整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船舶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非法码头整治、岸线复绿等。其中，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是最具代表性的战役。截至2023年底，全省累计关停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134家，搬迁改造35家，转产18家，化工企业总数减少30%，但化工产业产值仅下降8%，通过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绿色发展模式创新： 湖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推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在宜昌，兴发集团投资50亿元建设新材料产业园，利用原有化工基础，发展电子级化学品、有机硅等高端产品，单位产值能耗下降40%，废水回用率达到95%以上。在武汉，青山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实施”化工围江”整治后，腾退出的土地用于建设长江岸线生态公园和绿色低碳产业园区，吸引了华为、腾讯等数字经济企业入驻，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生态秀带”的华丽转身。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湖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在神农架林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方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23年，神农架林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达到120亿元，其中碳汇交易收入8000万元，生态旅游收入65亿元，林下经济收入12亿元，农民人均生态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这一模式为生态功能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制度保障： 湖北建立”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强化司法保障。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23年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20件，索赔金额2.3亿元。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对长江上游地区给予生态补偿，激励上游地区加强生态保护。这些制度创新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了长效机制。
营商环境优化的”光谷样本”：从”管理”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变
营商环境是区域竞争的关键。武汉东湖高新区通过持续改革创新，打造了”光谷效率”和”光谷服务”品牌，成为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
“先投后股”模式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面临”死亡谷”困境，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需求。东湖高新区创新推出”先投后股”模式，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政府先以科技项目形式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不占股、不控股；待企业实现市场化融资或达到约定的发展目标后，政府投入的资金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转化为企业股权，或由企业回购。这一模式既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又避免了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经营。2023年，东湖高新区通过”先投后股”支持企业120家，投入资金3.6亿元，其中85%的企业成功获得市场化融资，平均估值增长超过3倍，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达到1:8。例如，初创企业”芯擎科技”获得”先投后股”资金500万元后，成功研发出高性能车规级芯片，获得知名投资机构1亿元融资，估值达到10亿元，政府资金按约定转化为1.5%股权，实现了保值增值。
“一业一证”改革提升审批效率： 针对企业”准入不准营”问题，东湖高新区推行”一业一证”改革，将餐饮、便利店、药店等25个行业的多个许可证整合为一个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一码亮证”。改革后，审批时限平均压缩87%，申请材料减少60%，跑动次数减少80%。以开一家便利店为例，原来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5个证件，总时限约30个工作日；现在只需申请”便利店行业综合许可证”，5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这一改革极大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2023年，东湖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2.8万户，增长18%，其中90%以上受益于”一业一证”改革。
“首席服务员”制度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东湖高新区为重点企业配备”首席服务员”，提供从项目签约、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首席服务员由区直部门和园区负责人担任，每周至少上门服务一次，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类问题。2023年，首席服务员累计服务企业1200余家，协调解决问题3500多个，项目落地时间平均缩短40%。例如，小米武汉总部项目，首席服务员团队在项目签约后，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土地征收、规划审批、施工许可等全部手续，比常规流程缩短一半时间，确保项目按时开工。小米负责人表示：”光谷的服务效率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坚定了我们加大投资的决心。”
“政策直达”机制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为解决企业”找不到政策、不会申报政策”问题，东湖高新区建立”政策直达”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画像，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政策，实现”免申即享”。2023年，通过”政策直达”机制向企业精准推送政策信息12万条，兑现惠企资金15亿元，其中80%以上无需企业主动申报。例如，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政策，系统自动识别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后，直接将50万元奖励资金拨付到企业账户，企业无需提交任何申请材料。这一机制大大提高了政策兑现效率，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
湖北实践对中部崛起的战略启示
一、科技创新是推动中部崛起的核心引擎
湖北实践充分证明，科技创新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中部地区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水平大学，以及一批国家级科研院所，科教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这些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主要原因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低。
湖北的经验在于：一是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通过”揭榜挂帅”、”先投后股”等机制，打通堵点；二是坚持”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协同创新模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三是打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既提供政策支持，又保持充分竞争，避免”温室花朵”现象。
对中部其他省份而言，应立足自身科教资源，聚焦1-2个优势领域，集中资源打造创新高地。例如，安徽可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力；湖南可依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在工程机械、新材料等领域突破。关键是建立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机制，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二、产业升级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湖北在产业升级中，没有追求”大而全”，而是聚焦”光芯屏端网”、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等优势产业，集中资源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定力，避免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中部地区产业基础雄厚，但普遍存在传统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湖北经验表明，产业升级必须：一是立足自身比较优势，选择2-3个主导产业长期培育；二是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通过”链长制”统筹产业链发展；三是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
例如，河南可依托农业优势，发展现代食品产业；江西可依托有色金属资源，发展高端新材料；山西可依托能源优势，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关键是避免”什么都想搞，什么都搞不好”，集中资源办大事。
三、区域协同必须打破行政壁垒
湖北”一主两翼”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了”五共”机制，打破了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了要素自由流动。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城市间产业同构、恶性竞争，制约了整体竞争力提升。
湖北经验表明，区域协同必须：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编制跨区域发展规划，明确功能定位；二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通过”飞地经济”、税收分成等方式，调动各方积极性；三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交通、信息、能源等网络一体化。
对中部地区而言，应加快推动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核心都市圈建设，同时加强省际合作，例如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联动发展，形成”双圈联动、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关键是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避免”联而不合、通而不畅”。
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湖北长江大保护的实践表明，生态优先与经济发展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通过”关改搬转”淘汰落后产能，虽然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看为优质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提升了区域竞争力。
中部地区是长江、黄河、淮河等重要河流的流经区域，生态地位重要。必须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具体路径包括：一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项目；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产业生态化；三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例如，湖南可加强洞庭湖生态保护，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安徽可加强巢湖治理，发展环湖经济带；江西可加强鄱阳湖保护，发展碳汇经济。关键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者受益。
五、营商环境是区域竞争的”软实力”
湖北光谷的营商环境改革，通过”先投后股”、”一业一证”、”首席服务员”等创新举措，极大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这表明，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中部地区普遍存在政府服务效率不高、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获得感不强等问题。湖北经验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必须：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二是创新政策工具，如”先投后股”、”政策直达”等，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三是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如”首席服务员”制度，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对中部其他地区而言，应学习光谷经验，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改革举措。例如，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出”科技贷”、”创新券”等金融工具；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个转企”绿色通道。关键是建立”用户思维”，从企业需求出发设计政策和服务。
六、制度创新是推动发展的根本保障
湖北实践的许多亮点，如”先投后股”、”链长制”、”河湖长+检察长”等，都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这些创新打破了传统体制机制束缚，释放了发展活力。
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必须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同、生态保护、营商环境等领域大胆探索。制度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要坚持法治思维，在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要坚持底线思维，避免因创新引发系统性风险。
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可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在产业发展领域，可探索”飞地经济”税收分成机制；在区域协同领域，可探索跨行政区的GDP分计、税收共享等。关键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大胆试、大胆闯。
湖北实践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湖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部崛起新路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1.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2023年武汉GDP占全省比重超过35%，而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GDP均不足6000亿元，与武汉差距较大。县域经济薄弱，全省76个县（市、区）中，GDP超过1000亿元的仅有8个，多数县产业层次低、财政实力弱。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3倍。
2.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 虽然湖北科教资源丰富，但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仅为30%左右，远低于深圳（60%以上）、上海（50%以上）等发达地区。主要原因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考核评价体系重论文、轻转化；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转化平台建设滞后；企业承接能力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技术消化和再创新能力。
3.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 湖北传统产业占比仍较高，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超过40%。这些企业普遍面临技术改造投入大、环保要求高、市场竞争激烈等压力。部分企业转型意愿不强，存在”等靠要”思想。同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制约了转型步伐。
4. 营商环境仍存在短板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湖北在政务服务效率、法治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仍有差距。例如，企业开办时间虽然压缩至1个工作日，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部门间协调不畅、材料重复提交等问题。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惠企政策知晓度不高、申请流程复杂。此外，人才、资金等要素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5. 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存在 长江大保护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生态环境基础依然脆弱。部分支流水质不稳定，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同时，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一些地方在产业转型中面临”阵痛期”，财政收入和就业压力较大。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湖北作为工业大省，减排任务艰巨。
未来发展方向与战略举措
面对挑战，湖北需要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探索中部崛起新路径：
1. 强化武汉都市圈核心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纵深发展 加快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重点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突破。到2025年，武汉都市圈经济总量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全省比重超过50%。同时，加大对襄阳、宜昌的支持力度，推动两个省域副中心加快形成5000亿级产业集群。实施县域经济”百强进位、百强冲刺”工程，培育一批经济强县。通过”飞地经济”、对口帮扶等方式，促进县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
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绩效纳入高校和科研院所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快建设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力争到2025年建成100个中试基地，覆盖所有重点产业领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广”先投后股”、”技术入股”等模式，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至80%以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到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2万家。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
3. 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实施”技改提能、制造焕新”行动，每年推动1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支持传统产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平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100亿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对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推动数字化转型，实施”万企上云”工程，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为优质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4.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向纵深发展，2025年前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率达到100%。优化政策落实机制，完善”政策直达”平台，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兑现率。加强法治保障，出台《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同时，加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5.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长江、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以上。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广神农架林区试点经验，发展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持续推进长江岸线整治、矿山生态修复、国土绿化等工程。同时，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6. 加强开放合作，融入新发展格局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加快武汉自贸片区建设，推动制度型开放，探索跨境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改革。提升中欧班列（武汉）运营质量，拓展国际物流通道。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合作，承接产业转移。同时，发挥”九省通衢”优势，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发展枢纽经济，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湖北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定位与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湖北在中部崛起中肩负着重要使命：
一是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依托武汉科教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湖北力量。
二是成为现代产业引领区。聚焦”光芯屏端网”、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等优势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动中部地区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成为绿色发展示范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大保护、碳达峰碳中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湖北贡献。
四是成为区域协同样板区。深化”一主两翼”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联动发展，探索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新机制，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区域协调发展样板。
五是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发挥”九省通衢”区位优势，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中部地区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
结语：以湖北实践谱写中部崛起新篇章
湖北实践大会的召开，不仅是对湖北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果的总结，更是对中部崛起新路径的深入探索。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转型、区域协同联动、绿色发展引领、营商环境优化等一系列实践，湖北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这些实践的核心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将国家战略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与生态、效率与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当前，中部地区崛起正处于关键时期。湖北的实践表明，只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勇于创新、真抓实干，中部地区完全有能力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成为支撑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展望未来，湖北将继续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