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期间（2017-2021年），美国的中东政策经历了显著的转向，其核心特征是“美国优先”原则下的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从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伊核协议）到推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在地区安全、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上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印记。本文将系统梳理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关键政策举措，深入分析其“得”与“失”，并探讨其对当前及未来中东局势的深远影响。
一、 政策转向的背景与核心逻辑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中东地区正经历“阿拉伯之春”后的持续动荡、伊斯兰国（ISIS）的肆虐以及伊朗影响力的扩张。特朗普及其团队（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其过于理想主义且对美国利益不够有利。因此，其政策逻辑可概括为：
- 战略收缩与责任分担：减少美国在中东的直接军事卷入，迫使地区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
- 对抗伊朗：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首要根源，采取“极限施压”策略。
- 强化传统盟友：巩固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视其为遏制伊朗的关键支点。
- 推动阿以和解：绕过巴勒斯坦问题，通过经济利益驱动，促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二、 重大政策举措及其“得”与“失”
（一） 退出伊核协议（JCPOA）与“极限施压”政策
政策内容：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航运等领域，旨在迫使伊朗重新谈判一份更严格的协议。
“得”的方面：
- 短期战略压力：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伊朗石油出口从2018年制裁前的约250万桶/日骤降至2020年的不足50万桶/日，里亚尔汇率暴跌，通货膨胀率飙升，国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资助其地区代理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
- 强化盟友关系：此举获得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强烈支持，巩固了美国与这两个关键盟友的军事与安全合作。美国向沙特出售了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
- 展示强硬姿态：兑现了竞选承诺，向国内选民和国际社会展示了美国“不再吃亏”的决心。
“失”的方面：
- 核扩散风险加剧：退出协议后，伊朗逐步突破协议限制，重启铀浓缩活动，将丰度提升至20%（远超协议规定的3.67%），并安装了更多先进离心机。这使得伊朗距离制造核武器的“门槛”更近，反而增加了地区核军备竞赛的风险。
- 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制裁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包括袭击油轮、击落美国无人机、以及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对美军基地发动袭击。2020年初的苏莱曼尼遇刺事件，更是将美伊关系推向战争边缘。
- 外交孤立与多边体系受损：美国的单边行动遭到欧洲、中国、俄罗斯等主要伙伴的反对，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信誉。欧洲国家试图建立的“贸易结算支持工具”（INSTEX）虽效果有限，但反映了美国盟友的离心倾向。
- 未能实现政权更迭：“极限施压”未能促使伊朗政权垮台或屈服，反而增强了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影响力，使伊朗在核问题上更加强硬。
案例说明：以伊朗核活动为例。在特朗普退出协议前，伊朗遵守JCPOA，其浓缩铀库存保持在300公斤以下，离心机数量受限。退出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任何限制。到2021年，其浓缩铀库存已超过3000公斤，其中部分已接近武器级丰度。这表明，制裁并未阻止伊朗的核进展，反而使其核计划更加公开和不受约束。
（二）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馆
政策内容：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2018年5月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得”的方面：
- 兑现对以色列的承诺：此举深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如AIPAC）的欢心，被视为美以特殊关系的巅峰体现。
- 简化外交姿态：特朗普政府认为，此举承认了“既成事实”，有助于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尽管事与愿违）。
“失”的方面：
- 激化巴以矛盾：此举被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普遍视为对巴勒斯坦建国权利的公然否定，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巴以冲突的暴力循环加剧，加沙地带的抗议和冲突频发。
- 损害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美国在阿拉伯民众中的好感度降至历史低点，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软实力和调解能力。
-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反对美国的决定，凸显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孤立。
（三） 推动《亚伯拉罕协议》
政策内容：2020年9月，在特朗普政府的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苏丹、摩洛哥也相继跟进。
“得”的方面：
- 打破阿以关系僵局：这是数十年来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突破，将阿以关系从“敌对”转向“合作”，为地区稳定创造了新框架。
- 构建反伊联盟：协议将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和巴林）在安全和经济上紧密捆绑，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反伊朗轴心”，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
- 经济合作潜力：协议促进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在科技、能源、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例如，以色列与阿联酋在2021年建立了直接航班，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
- 外交遗产：这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最显著的外交成就，为其赢得了国内政治资本。
“失”的方面：
- 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协议的达成完全绕过了巴勒斯坦，没有解决巴勒斯坦建国、耶路撒冷地位等核心问题。这导致巴勒斯坦被进一步孤立，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感和对美国的敌意。
- 地区矛盾复杂化：协议加剧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沙特阿拉伯等国最初持观望态度，而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则批评该协议。这可能导致阿拉伯世界在巴以问题上的团结进一步瓦解。
- 未能解决根本冲突：协议是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而非巴以冲突的解决。巴以冲突依然是中东最核心的不稳定因素，协议并未触及这一根源。
案例说明：以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为例。协议签署后，两国迅速在网络安全、农业科技、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以色列公司“Watergen”向阿联酋出口了空气取水技术，帮助其应对水资源短缺。然而，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暴力冲突并未停止，巴勒斯坦问题被搁置，这凸显了协议的局限性——它解决了部分国家间关系，但未能解决地区最根本的冲突。
（四） 其他政策举措
- 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政府多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最终保留了约900名士兵以“保护油田”。此举虽减少了美军伤亡风险，但导致叙利亚北部权力真空，土耳其得以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加剧了叙利亚的复杂局势。
- 强化与沙特的关系：尽管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引发国际谴责，特朗普政府仍继续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批准了对沙特的巨额军售。这被批评为“价值观外交”让位于“利益外交”。
三、 综合评估：得失之间的复杂图景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其得失交织，难以简单定论。
从“得”的角度看：
- 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特朗普政府摒弃了理想主义，以美国利益为核心，采取了果断甚至强硬的行动，短期内在对抗伊朗、巩固美以关系、推动阿以和解方面取得了可见成果。
- 地区格局重塑：《亚伯拉罕协议》确实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为地区合作提供了新路径，也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在中东的外交空间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 国内政治成功：这些政策在国内获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尤其是保守派和亲以色列团体。
从“失”的角度看：
- 长期战略风险：退出伊核协议加剧了核扩散风险，损害了美国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未能实现政权更迭，反而使伊朗核能力增强。
- 道德与价值观的妥协：对沙特等国的无条件支持，以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忽视，损害了美国作为“民主灯塔”的形象，削弱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 地区稳定性的削弱：政策加剧了地区阵营对立（伊朗 vs. 以色列-海湾国家），激化了巴以矛盾，使中东和平进程更加复杂化。从叙利亚撤军的随意性也暴露了美国政策的不稳定性。
四、 对当前及未来的影响
- 伊核问题的僵局：拜登政府试图重返伊核协议，但因伊朗核进展和国内政治因素而进展缓慢。特朗普的政策遗产使伊核问题更加棘手。
- 阿以和解的延续：拜登政府延续了《亚伯拉罕协议》的框架，并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最大障碍。
- 大国博弈的加剧：特朗普的政策促使伊朗更靠近中国和俄罗斯，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为其他大国提供了介入空间。
- 地区安全架构的演变：中东正从“美国主导”向“多极化”过渡，地区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在安全和外交上更加自主，美国的角色从“仲裁者”转向“参与者”。
五、 结论
特朗普执政期间的中东政策，是一场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激进实验。它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战术性成功，如推动阿以和解、对伊朗施加压力，但这些成功往往以牺牲长期战略稳定、地区和平进程和美国的道德领导力为代价。其政策遗产表明，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单一国家的意志所能驾驭，任何忽视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矛盾的政策，都难以实现持久和平。未来，中东的稳定需要更包容、更平衡的外交努力，而非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