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农民素质的提升则是这一战略的关键一步。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和技术推广难题,这直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乡村全面振兴。据统计,2022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仅为2254万人,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35.6%,远低于城市水平。与此同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已达到61%,但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突出。破解这些难题,需要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从教育培训体系、技术推广机制、人才激励政策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农民素质提升长效机制。
一、当前农民素质提升面临的主要困境
1.1 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振兴需要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支撑,但当前农村人才结构严重失衡。首先,高素质农民数量严重不足。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仅为1700万人左右,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不足10%,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次,人才流失现象持续加剧。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5.3亿人,其中跨省流动的占35%,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再次,本土人才培养跟不上需求。农村教育基础薄弱,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农民接受系统培训的机会有限。以某中部省份为例,该省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系统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8.3%,远低于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60%以上比例。
1.2 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技术推广是连接科研与生产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存在诸多梗阻。一是推广体系断层。传统的“县-乡-村”三级推广网络在机构改革后功能弱化,村级推广员数量锐减,部分地区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二是供需脱节。科研单位研发的技术往往与农民实际需求不匹配,存在“重研发、轻应用”的倾向。某农业科研院所的调查显示,其研发的农业技术成果中,仅有35%被农民实际采用,主要原因就是技术过于复杂、成本过高或不符合当地生产条件。三是推广手段落后。多数地区仍依赖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等传统方式,覆盖面窄、时效性差,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农民的学习需求。
1.3 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
当前农民培训普遍存在“大水漫灌”现象,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内容陈旧,很多课程仍停留在传统种植养殖技术层面,对智慧农业、绿色农业、品牌营销等新知识涉及较少。培训方式单一,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操作机会少,农民“听不懂、学不会、用不上”的问题突出。某县组织的电商培训中,由于缺乏实操环节,培训后真正开展农产品电商的农户不足10%。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多集中在农闲季节,与农民实际生产周期错位,导致参训积极性不高。
二、破解人才短缺难题的系统性策略
2.1 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1)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要建立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开展精准培训。对生产经营型农民,重点培训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对专业技能型农民,侧重提升其专业技能水平;对社会服务型农民,加强其服务意识和能力培养。例如,山东省实施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每年选拔1000名左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通过为期1年的系统培训(包括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导师帮扶等环节),使其成为带动一方产业发展的“领头雁”。该项目采用“一个月集中授课+一学期线上学习+一系列实践考察+一个导师团队持续帮扶”的“1+1+1+1”模式,培训后学员的经营规模平均扩大30%以上,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显著。
(2)创新“校地合作”培养模式
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地方政府、农业企业共建乡村振兴学院或特色专业,开展订单式培养。例如,浙江省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浙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开设“农业硕士(乡村振兴方向)”专业,每年定向招收100名农村基层干部和产业带头人,学制2年,其中1年在校学习理论,1年在乡村实践。课程设置紧密结合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包括乡村规划、产业运营、数字乡村等模块。毕业生返回原籍后,80%以上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有效缓解了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
(3)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就业
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引导大学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返乡入乡。例如,四川省实施的“返乡创业行动计划”,对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每年最高2万元的场地租金补贴,并在税收、社保等方面给予优惠。同时,建立返乡创业项目库,提供创业指导、市场对接等全方位服务。2022年,该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45.3万人,创办各类经营主体32.8万个,带动就业180.2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2.2 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1)建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
打破身份限制,将农民纳入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范围。例如,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将职业农民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评定标准主要看业绩贡献、技术水平和示范带动能力,不唯学历、不唯论文。获得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可享受每月500元的政府津贴,并在项目申报、土地流转等方面优先支持。这一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学习技术、提升素质的积极性,全省报名参评人数年均增长40%以上。
(2)强化荣誉激励和社会认可
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奖”,对在农村基层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彰奖励。例如,江苏省设立的“江苏乡村振兴人才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0名左右,每人奖励10万元,并在省级媒体广泛宣传其先进事迹。同时,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中,向乡村振兴人才倾斜,增强其政治荣誉感和社会影响力。
2.3 搭建人才发挥作用的平台载体
(1)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示范园等平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吸引人才入驻、展示才华。例如,广东省在全省建设了100个“星创天地”,每个基地集聚5-10名科技特派员和若干创业团队,为农民提供技术示范、创业孵化、成果转化等服务。科技特派员实行“一人一村”或“一人多村”服务模式,每年在基层服务时间不少于100天,服务成效与职称评定、项目支持直接挂钩。这种模式有效促进了人才下沉和技术落地。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高素质农民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例如,山东省寿光市通过发展蔬菜合作社,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该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斟灌彩椒合作社”,由15名技术骨干发起,吸纳全村268户农户入社,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社员年均收入达到8万元以上。合作社内部建立了“师带徒”制度,老社员手把手教新社员技术,形成了人才培养的内生机制。
三、破解技术推广难题的创新举措
3.1 重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
(1)强化公益性推广机构主渠道作用
加强县乡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确保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例如,湖北省实施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每年投入2亿多元,用于改善乡镇农技站条件,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同时,推行“县管乡用”管理体制,农技人员工资待遇由县级财政保障,服务业绩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考核,解决了基层推广人员“后顾之忧”。2022年,该省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服务面积从改革前的5000亩下降到2000亩,服务精准度大幅提升。
(2)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补充
鼓励农业企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等参与技术推广,形成“公益性推广+社会化服务”双轮驱动格局。例如,江苏省苏州市的“农机4S店”模式,由农机生产企业或经销商建立集销售、维修、培训、作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这些服务组织不仅推广新机具新技术,还提供操作培训和售后保障,农民接受度高。目前,苏州全市已建成农机4S店28家,覆盖所有乡镇,服务农户超过3万户。
(3)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的独特作用
挖掘和培养乡土技术人才,让他们在技术推广中发挥“二传手”作用。例如,贵州省毕节市选拔培养了1000多名“农民讲师”,这些讲师都是当地种养能手,经过系统培训后,由政府颁发“农民讲师”聘书,给予每年6000元的津贴。他们走村串户,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方式传授技术,深受农民欢迎。据统计,这些“农民讲师”每年开展培训超过1万场次,培训农民20多万人次,技术推广效果非常显著。
3.2 创新技术推广方式方法
(1)推广“科技特派员+”模式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破解技术推广难题的有效抓手。要完善选派机制,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选派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产业。例如,福建省南平市创新“科特派”工作机制,实行“双向选择”:一方面,农民和企业根据需求“点单”;另一方面,科技特派员根据专长“接单”。服务方式包括技术指导、项目合作、领办创办企业等。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服务期间保留原单位待遇,服务成效作为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目前,南平市已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1.8万人次,服务覆盖所有乡镇和90%以上的行政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1200多项,带动农民增收超过50亿元。
(2)发展“互联网+农技推广”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推广平台,实现技术推广的即时化、精准化。例如,农业农村部开发的“中国农技推广”APP,集成了技术咨询、在线培训、专家答疑、信息发布等功能,农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咨询技术问题,系统会自动匹配附近的技术人员或专家进行解答。平台还建立了“积分奖励”机制,农民参与技术问答、分享经验可以获得积分,兑换农资或服务。截至2023年6月,该APP注册用户超过800万,日均活跃用户超过50万,成为农民获取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
(3)实施“田间课堂”实践教学
将技术培训搬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在实践中学习。例如,河北省邯郸市的“田间课堂”模式,由农技人员在作物生长关键期,选择典型地块,组织周边农民现场观摩、动手操作。培训内容根据农时季节灵活调整,如春季讲播种、夏季讲管理、秋季讲收获。培训不设门槛,随到随学,农民可以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这种模式每年开展超过5000场次,培训农民15万人次,技术到位率提高40%以上。
3.3 推广内容精准化与定制化
(1)建立农民需求调研机制
定期开展农民技术需求调查,根据需求调整推广内容。例如,浙江省每年组织“百名专家进百村”调研活动,深入100个村,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技术需求,形成“需求清单”,然后组织专家“按单下药”。2022年调研发现,农民对农产品品牌营销、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技术需求迫切,随即调整培训内容,新增相关课程,受到农民热烈欢迎。
(2)开发模块化、定制化培训课程
根据农民的不同需求,开发灵活的课程模块,让农民自主选择。例如,江苏省的“农民培训菜单式服务”模式,将培训内容分为“基础班”“提升班”“精英班”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分为种植、养殖、加工、电商等多个方向,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需求“点菜”。同时,开发“微课程”,将复杂技术分解为5-10分钟的短视频,农民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学习。这种模式使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大提高。
四、数字化赋能农民素质提升
4.1 建设数字乡村教育平台
(1)打造“云上农校”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例如,山东省的“云上农校”平台,整合了全省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课程资源,开设了包括粮食生产、蔬菜种植、果树管理、畜牧养殖等在内的100多门课程,每门课程都配有视频、图文、测试题等。农民通过手机APP即可免费学习,完成课程后可获得电子证书。平台还建立了学习积分与物质奖励挂钩机制,积分可兑换种子、化肥等农资。截至2023年,平台注册用户超过200万,日均学习人次超过10万,成为农民在线学习的“掌上大学”。
(2)推广“数字农家书屋”
将传统农家书屋升级为数字农家书屋,配备电子阅读器、电脑等设备,提供电子图书、期刊、视频等资源。例如,河南省的“数字农家书屋”工程,每个村投入5万元建设资金,配备10台电子阅读器和1台服务器,存储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电子书籍5000余册。农民可以免费借阅,还可以通过书屋的电脑上网学习。这种模式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其学习技术提供了便利。
4.2 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供需
(1)建立农民技术需求数据库
通过问卷调查、线上反馈、基层上报等多种方式,收集农民的技术需求,建立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例如,四川省的“农民技术需求大数据平台”,整合了12316农业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号、APP等多渠道数据,对农民提出的技术问题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形成需求热力图。平台根据需求分布,精准调配技术资源,将专家、技术员派往需求最集中的区域,提高了推广效率。
(2)开发智能匹配系统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技术需求与供给的智能匹配。例如,某农业科技公司开发的“农技通”系统,农民输入问题后,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理解问题,然后从专家库、知识库中快速匹配答案或推荐合适的专家。同时,系统会记录农民的学习行为和需求变化,为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实用技术信息。该系统已在10多个省份推广应用,用户满意度超过90%。
4.3 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应用
(1)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区
通过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区,让农民直观感受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激发其学习应用的积极性。例如,江苏省南京市的“国家农业科创中心”,建设了1000亩的智慧农业示范园,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园区定期组织农民参观,现场演示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农产品溯源等技术,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每年吸引周边农民参观学习超过5万人次,有效带动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2)推广低成本实用型智慧农业设备
针对农民资金有限的特点,推广价格适中、操作简便的智慧农业设备。例如,推广价格在1000-3000元的土壤墒情监测仪、小型气象站、智能灌溉控制器等设备,这些设备虽然功能相对简单,但能有效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某县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每套价格仅2000元左右,可节水节肥30%以上,亩均增收200多元,农民购买和使用的积极性很高。
0. 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5.1 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1)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
农民素质提升涉及农业农村、教育、人社、科技等多个部门,必须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例如,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统筹各部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避免推诿扯皮。
(5)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
将农民素质提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提高其在地方政府工作中的权重。例如,某省将“高素质农民培育数量”“农技推广覆盖率”等指标纳入对市县的乡村振兴考核,占总分值的15%,考核结果与项目资金分配、干部评优挂钩,有效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5.2 加大财政投入与资金保障
(1)设立农民素质提升专项资金
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农民素质提升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不少于50亿元,用于支持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数字乡村教育平台建设等。资金使用要突出重点,向粮食主产区、脱贫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2)创新投融资模式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民素质提升工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企业、合作社等投入资金。例如,某县与农资企业合作,由企业出资建设“农民培训中心”,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企业通过培训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实现了双赢。
5.3 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保障
(1)制定《农民教育培训条例》
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农民等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培训内容、方式、经费保障等。例如,可借鉴《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经验,规定农民每年接受不少于X小时的免费培训,培训经费由财政承担等。
(2)建立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
制定农民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标准,对培训机构、培训效果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建立培训资金审计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例如,某省建立了“农民培训质量追溯系统”,每个培训班都有唯一的二维码,农民扫码即可查看培训内容、师资、经费使用情况,还可以对培训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机构补贴的重要依据。
结语: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农民素质提升
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与技术推广难题的关键之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从人才培养、技术推广、激励保障、数字化赋能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农民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设计政策、开展工作,避免形式主义和“一刀切”。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每年扎扎实实地推进几项重点工作,积小胜为大胜,逐步破解人才短缺与技术推广难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 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是乡村振兴关键一步如何破解人才短缺与技术推广难题
引言: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农民素质的提升则是这一战略的关键一步。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短缺和技术推广难题,这直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乡村全面振兴。据统计,2022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仅为2254万人,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35.6%,远低于城市水平。与此同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已达到61%,但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突出。破解这些难题,需要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从教育培训体系、技术推广机制、人才激励政策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农民素质提升长效机制。
一、当前农民素质提升面临的主要困境
1.1 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振兴需要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支撑,但当前农村人才结构严重失衡。首先,高素质农民数量严重不足。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仅为1700万人左右,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不足10%,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次,人才流失现象持续加剧。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5.3亿人,其中跨省流动的占35%,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再次,本土人才培养跟不上需求。农村教育基础薄弱,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农民接受系统培训的机会有限。以某中部省份为例,该省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系统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8.3%,远低于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60%以上比例。
1.2 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技术推广是连接科研与生产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存在诸多梗阻。一是推广体系断层。传统的“县-乡-村”三级推广网络在机构改革后功能弱化,村级推广员数量锐减,部分地区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二是供需脱节。科研单位研发的技术往往与农民实际需求不匹配,存在“重研发、轻应用”的倾向。某农业科研院所的调查显示,其研发的农业技术成果中,仅有35%被农民实际采用,主要原因就是技术过于复杂、成本过高或不符合当地生产条件。三是推广手段落后。多数地区仍依赖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等传统方式,覆盖面窄、时效性差,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农民的学习需求。
1.3 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
当前农民培训普遍存在“大水漫灌”现象,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内容陈旧,很多课程仍停留在传统种植养殖技术层面,对智慧农业、绿色农业、品牌营销等新知识涉及较少。培训方式单一,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操作机会少,农民“听不懂、学不会、用不上”的问题突出。某县组织的电商培训中,由于缺乏实操环节,培训后真正开展农产品电商的农户不足10%。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多集中在农闲季节,与农民实际生产周期错位,导致参训积极性不高。
二、破解人才短缺难题的系统性策略
2.1 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1)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要建立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开展精准培训。对生产经营型农民,重点培训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对专业技能型农民,侧重提升其专业技能水平;对社会服务型农民,加强其服务意识和能力培养。例如,山东省实施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每年选拔1000名左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通过为期1年的系统培训(包括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导师帮扶等环节),使其成为带动一方产业发展的“领头雁”。该项目采用“一个月集中授课+一学期线上学习+一系列实践考察+一个导师团队持续帮扶”的“1+1+1+1”模式,培训后学员的经营规模平均扩大30%以上,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显著。
(2)创新“校地合作”培养模式
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地方政府、农业企业共建乡村振兴学院或特色专业,开展订单式培养。例如,浙江省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浙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开设“农业硕士(乡村振兴方向)”专业,每年定向招收100名农村基层干部和产业带头人,学制2年,其中1年在校学习理论,1年在乡村实践。课程设置紧密结合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包括乡村规划、产业运营、数字乡村等模块。毕业生返回原籍后,80%以上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有效缓解了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
(3)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就业
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引导大学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返乡入乡。例如,四川省实施的“返乡创业行动计划”,对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每年最高2万元的场地租金补贴,并在税收、社保等方面给予优惠。同时,建立返乡创业项目库,提供创业指导、市场对接等全方位服务。2022年,该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45.3万人,创办各类经营主体32.8万个,带动就业180.2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2.2 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1)建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
打破身份限制,将农民纳入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范围。例如,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将职业农民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评定标准主要看业绩贡献、技术水平和示范带动能力,不唯学历、不唯论文。获得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可享受每月500元的政府津贴,并在项目申报、土地流转等方面优先支持。这一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学习技术、提升素质的积极性,全省报名参评人数年均增长40%以上。
(2)强化荣誉激励和社会认可
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奖”,对在农村基层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彰奖励。例如,江苏省设立的“江苏乡村振兴人才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0名左右,每人奖励10万元,并在省级媒体广泛宣传其先进事迹。同时,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中,向乡村振兴人才倾斜,增强其政治荣誉感和社会影响力。
2.3 搭建人才发挥作用的平台载体
(1)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示范园等平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吸引人才入驻、展示才华。例如,广东省在全省建设了100个“星创天地”,每个基地集聚5-10名科技特派员和若干创业团队,为农民提供技术示范、创业孵化、成果转化等服务。科技特派员实行“一人一村”或“一人多村”服务模式,每年在基层服务时间不少于100天,服务成效与职称评定、项目支持直接挂钩。这种模式有效促进了人才下沉和技术落地。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高素质农民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例如,山东省寿光市通过发展蔬菜合作社,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该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斟灌彩椒合作社”,由15名技术骨干发起,吸纳全村268户农户入社,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社员年均收入达到8万元以上。合作社内部建立了“师带徒”制度,老社员手把手教新社员技术,形成了人才培养的内生机制。
三、破解技术推广难题的创新举措
3.1 重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
(1)强化公益性推广机构主渠道作用
加强县乡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确保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例如,湖北省实施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每年投入2亿多元,用于改善乡镇农技站条件,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同时,推行“县管乡用”管理体制,农技人员工资待遇由县级财政保障,服务业绩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考核,解决了基层推广人员“后顾之忧”。2022年,该省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服务面积从改革前的5000亩下降到2000亩,服务精准度大幅提升。
(2)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补充
鼓励农业企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等参与技术推广,形成“公益性推广+社会化服务”双轮驱动格局。例如,江苏省苏州市的“农机4S店”模式,由农机生产企业或经销商建立集销售、维修、培训、作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这些服务组织不仅推广新机具新技术,还提供操作培训和售后保障,农民接受度高。目前,苏州全市已建成农机4S店28家,覆盖所有乡镇,服务农户超过3万户。
(3)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的独特作用
挖掘和培养乡土技术人才,让他们在技术推广中发挥“二传手”作用。例如,贵州省毕节市选拔培养了1000多名“农民讲师”,这些讲师都是当地种养能手,经过系统培训后,由政府颁发“农民讲师”聘书,给予每年6000元的津贴。他们走村串户,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方式传授技术,深受农民欢迎。据统计,这些“农民讲师”每年开展培训超过1万场次,培训农民20多万人次,技术推广效果非常显著。
3.2 创新技术推广方式方法
(1)推广“科技特派员+”模式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破解技术推广难题的有效抓手。要完善选派机制,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选派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产业。例如,福建省南平市创新“科特派”工作机制,实行“双向选择”:一方面,农民和企业根据需求“点单”;另一方面,科技特派员根据专长“接单”。服务方式包括技术指导、项目合作、领办创办企业等。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服务期间保留原单位待遇,服务成效作为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目前,南平市已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1.8万人次,服务覆盖所有乡镇和90%以上的行政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1200多项,带动农民增收超过50亿元。
(2)发展“互联网+农技推广”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推广平台,实现技术推广的即时化、精准化。例如,农业农村部开发的“中国农技推广”APP,集成了技术咨询、在线培训、专家答疑、信息发布等功能,农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咨询技术问题,系统会自动匹配附近的技术人员或专家进行解答。平台还建立了“积分奖励”机制,农民参与技术问答、分享经验可以获得积分,兑换农资或服务。截至2023年6月,该APP注册用户超过800万,日均活跃用户超过50万,成为农民获取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
(3)实施“田间课堂”实践教学
将技术培训搬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在实践中学习。例如,河北省邯郸市的“田间课堂”模式,由农技人员在作物生长关键期,选择典型地块,组织周边农民现场观摩、动手操作。培训内容根据农时季节灵活调整,如春季讲播种、夏季讲管理、秋季讲收获。培训不设门槛,随到随学,农民可以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这种模式每年开展超过5000场次,培训农民15万人次,技术到位率提高40%以上。
3.3 推广内容精准化与定制化
(1)建立农民需求调研机制
定期开展农民技术需求调查,根据需求调整推广内容。例如,浙江省每年组织“百名专家进百村”调研活动,深入100个村,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技术需求,形成“需求清单”,然后组织专家“按单下药”。2022年调研发现,农民对农产品品牌营销、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技术需求迫切,随即调整培训内容,新增相关课程,受到农民热烈欢迎。
(2)开发模块化、定制化培训课程
根据农民的不同需求,开发灵活的课程模块,让农民自主选择。例如,江苏省的“农民培训菜单式服务”模式,将培训内容分为“基础班”“提升班”“精英班”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分为种植、养殖、加工、电商等多个方向,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需求“点菜”。同时,开发“微课程”,将复杂技术分解为5-10分钟的短视频,农民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学习。这种模式使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大提高。
四、数字化赋能农民素质提升
4.1 建设数字乡村教育平台
(1)打造“云上农校”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例如,山东省的“云上农校”平台,整合了全省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课程资源,开设了包括粮食生产、蔬菜种植、果树管理、畜牧养殖等在内的100多门课程,每门课程都配有视频、图文、测试题等。农民通过手机APP即可免费学习,完成课程后可获得电子证书。平台还建立了学习积分与物质奖励挂钩机制,积分可兑换种子、化肥等农资。截至2023年,平台注册用户超过200万,日均学习人次超过10万,成为农民在线学习的“掌上大学”。
(2)推广“数字农家书屋”
将传统农家书屋升级为数字农家书屋,配备电子阅读器、电脑等设备,提供电子图书、期刊、视频等资源。例如,河南省的“数字农家书屋”工程,每个村投入5万元建设资金,配备10台电子阅读器和1台服务器,存储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电子书籍5000余册。农民可以免费借阅,还可以通过书屋的电脑上网学习。这种模式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学习技术提供了便利。
4.2 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供需
(1)建立农民技术需求数据库
通过问卷调查、线上反馈、基层上报等多种方式,收集农民的技术需求,建立动态更新的数据库。例如,四川省的“农民技术需求大数据平台”,整合了12316农业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号、APP等多渠道数据,对农民提出的技术问题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形成需求热力图。平台根据需求分布,精准调配技术资源,将专家、技术员派往需求最集中的区域,提高了推广效率。
(2)开发智能匹配系统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技术需求与供给的智能匹配。例如,某农业科技公司开发的“农技通”系统,农民输入问题后,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理解问题,然后从专家库、知识库中快速匹配答案或推荐合适的专家。同时,系统会记录农民的学习行为和需求变化,为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实用技术信息。该系统已在10多个省份推广应用,用户满意度超过90%。
4.3 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应用
(1)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区
通过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区,让农民直观感受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激发其学习应用的积极性。例如,江苏省南京市的“国家农业科创中心”,建设了1000亩的智慧农业示范园,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园区定期组织农民参观,现场演示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农产品溯源等技术,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每年吸引周边农民参观学习超过5万人次,有效带动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2)推广低成本实用型智慧农业设备
针对农民资金有限的特点,推广价格适中、操作简便的智慧农业设备。例如,推广价格在1000-3000元的土壤墒情监测仪、小型气象站、智能灌溉控制器等设备,这些设备虽然功能相对简单,但能有效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某县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每套价格仅2000元左右,可节水节肥30%以上,亩均增收200多元,农民购买和使用的积极性很高。
五、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5.1 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1)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
农民素质提升涉及农业农村、教育、人社、科技等多个部门,必须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例如,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统筹各部门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避免推诿扯皮。
(2)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
将农民素质提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提高其在地方政府工作中的权重。例如,某省将“高素质农民培育数量”“农技推广覆盖率”等指标纳入对市县的乡村振兴考核,占总分值的15%,考核结果与项目资金分配、干部评优挂钩,有效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5.2 加大财政投入与资金保障
(1)设立农民素质提升专项资金
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农民素质提升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不少于50亿元,用于支持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数字乡村教育平台建设等。资金使用要突出重点,向粮食主产区、脱贫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2)创新投融资模式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民素质提升工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企业、合作社等投入资金。例如,某县与农资企业合作,由企业出资建设“农民培训中心”,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企业通过培训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实现了双赢。
5.3 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保障
(1)制定《农民教育培训条例》
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农民等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培训内容、方式、经费保障等。例如,可借鉴《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经验,规定农民每年接受不少于X小时的免费培训,培训经费由财政承担等。
(2)建立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
制定农民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标准,对培训机构、培训效果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建立培训资金审计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例如,某省建立了“农民培训质量追溯系统”,每个培训班都有唯一的二维码,农民扫码即可查看培训内容、师资、经费使用情况,还可以对培训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机构补贴的重要依据。
结语: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农民素质提升
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与技术推广难题的关键之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从人才培养、技术推广、激励保障、数字化赋能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农民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设计政策、开展工作,避免形式主义和“一刀切”。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每年扎扎实实地推进几项重点工作,积小胜为大胜,逐步破解人才短缺与技术推广难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