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张之洞与清流党的历史背景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派代表人物，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闻名于世。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张之洞与清流党（又称“清流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清流党是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活跃于晚清政坛的一个政治派别，主要成员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张佩纶、黄体芳等士大夫阶层。他们以“清议”自居，主张维护儒家道统、反对洋务运动的“西化”倾向，并在外交上持强硬立场，强调“攘夷”与“自强”。
张之洞早年曾与清流党人交往密切，甚至一度被视为清流派的外围成员。然而，随着其政治生涯的发展，特别是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逐渐转向务实改革，与清流党的激进主张产生分歧。本文将从张之洞的视角出发，详细评价清流党人的政治主张及其历史影响，结合历史事实和张之洞的著作（如《劝学篇》）进行分析。文章将分节讨论清流党的政治主张、张之洞的评价、历史影响，并提供具体例子以阐明观点。
清流党的政治主张概述
清流党的政治主张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强调道德治国、反对妥协外交，并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维护儒家道统与道德治国：清流党人视儒家伦理为国家根基，反对任何形式的“西学”入侵。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引入的西方技术（如枪炮、铁路）会腐蚀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例如，张佩纶在奏折中多次强调“修身为本”，主张通过科举制度和儒家教育来选拔人才，而非依赖西式学堂。
外交强硬与“攘夷”思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清流党主张强硬对抗，反对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们视外国为“夷狄”，强调“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典型例子是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清流党人如张之洞的盟友张佩纶，力主对法宣战，反对李鸿章的和谈策略，认为妥协是“卖国”。
反对洋务运动的“西化”倾向：清流党批评洋务派（如曾国藩、李鸿章）只重“器物”而忽略“道统”。他们认为，单纯引进西方技术无法救国，反而会助长“奇技淫巧”。例如，黄体芳曾上疏反对修建铁路，称其“惊扰祖陵，破坏风水”。
内部政治斗争：清流党常以“清议”攻击洋务派官员，形成“清流”与“浊流”（洋务派）的对立。他们通过奏折和舆论施压，试图影响朝政。
这些主张在晚清初期有一定影响力，尤其在慈禧太后利用清流党制衡洋务派时。但随着时代变迁，其保守性逐渐显露。
张之洞对清流党人的评价
张之洞对清流党的评价是复杂且动态的。他早年（1870s-1880s）对清流党持同情甚至支持态度，视其为维护国家尊严的“正派”力量。但到1890s后，随着张之洞自身改革实践的深化，他对清流党的批评日益尖锐，认为其主张脱离实际、阻碍国家进步。以下从张之洞的著作和生平事迹中提炼其评价要点。
早期同情与参与：视清流为“清正之士”
张之洞早年仕途坎坷，曾受清流党领袖李鸿藻的赏识。1863年，张之洞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与清流党人交往密切。他欣赏清流党的道德操守，认为他们在腐败的官场中代表“清流”。例如，在1870年代的“庚申之变”后，清流党强烈反对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张之洞虽未直接参与，但私下赞同其“自强”精神。他在早期奏折中，也偶尔附和清流党的反洋务言论，如批评地方官员“媚外”。
张之洞曾评价清流党人“志在匡时，心存社稷”，视张佩纶等人为“国士”。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与清流党呼应，力主抗法。他上疏支持张佩纶的主战立场，称“法夷猖獗，非战无以立国”。这反映出张之洞早期对清流党的认可：他们虽激进，但动机纯正，能激发民族自尊。
中后期批评：转向务实，视其为“空谈误国”
随着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1889年起），他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如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新式学堂，逐渐与清流党分道扬镳。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张之洞明确批评清流党的保守主义，认为其“空谈误国，清议无补”。他指出，清流党人虽有爱国心，但缺乏对世界大势的认知，导致“坐失良机”。
具体评价包括：
对道德治国的肯定，但强调需结合实用：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中写道：“清流之士，重道义而轻功利，此其美也；然时移世易，非器物无以卫道。”他赞赏清流党的道德坚守，但批评其忽略“器物”（技术）的作用。例如，清流党反对铁路，张之洞则在湖北修建卢汉铁路，证明铁路可“富国强兵”，而非破坏风水。
对外交强硬的修正：张之洞早年支持主战，但后期主张“战守结合”。他批评清流党在中法战争中的盲目主战，导致马尾船厂惨败（1884年，张佩纶指挥失利）。张之洞在回忆录中称：“清流主战，意气用事，未审敌我之势，徒损国威。”他认为，清流党的“攘夷”虽可嘉，但需以实力为基础，否则成“空喊”。
对反洋务的严厉指责：张之洞视清流党的反洋务为“愚昧”。在《劝学篇》中，他举例说：“若如清流所言，禁绝西学，则中国永为他人鱼肉。”他特别批评黄体芳等人的风水论，称其“泥古不化，误国殃民”。张之洞认为，清流党人虽忠于清廷，但其主张会加速国家衰落。
总体而言，张之洞的评价是“敬其心，非其行”：他尊重清流党的爱国情怀，但强烈反对其脱离现实的保守主义。这种评价源于张之洞的亲身经历——他从清流外围转向洋务领袖，见证了单纯“清议”无法应对列强侵略的现实。
清流党的历史影响
清流党虽未长期掌权，但其政治主张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后果。张之洞的评价也间接反映了这些影响。
积极影响：激发民族意识与道德监督
清流党的“清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洋务派的腐败和妥协。例如，在1880年代的“海防大讨论”中，清流党推动朝廷重视国防，间接促进了北洋舰队的建设。他们的外交强硬立场，也增强了士大夫阶层的民族自尊心，影响了后来的维新派。张之洞虽批评其保守，但承认清流党“唤醒了朝野的危机感”。具体例子：1875年的“马嘉理案”后，清流党力主拒绝英国要求，迫使清廷在谈判中稍作让步，维护了部分主权。
消极影响：阻碍改革与加剧党争
清流党的保守主张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的深化。他们对铁路、电报等技术的反对，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滞后。例如，1880年代，清流党成功阻挠修建京张铁路，直到张之洞等洋务派在1890s才逐步推进。这不仅延误了经济发展，还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暴露军备落后。
此外，清流党与洋务派的党争加剧了清廷内耗。慈禧太后利用清流制衡李鸿章，导致决策混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这种内斗“使国家元气大伤”。历史影响延续到戊戌变法：清流党的残余势力（如翁同龢）反对康有为的激进改革，间接导致变法失败。
更深远的影响是，清流党的“空谈”传统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助长了“重道轻器”的思维定式。张之洞的批评，正是对这种影响的反思——他希望通过“中体西用”来调和传统与现代，避免清流式的极端。
具体历史例子分析
为更清晰说明张之洞的评价与清流党的影响，以下举两个完整例子。
例子一：中法战争中的清流党角色与张之洞的反思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流党领袖张佩纶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他力主对法宣战，反对李鸿章的和谈。张佩纶上疏称：“法夷欺我太甚，若不一战，何以立国？”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也上疏支持主战，并在广东筹办军需。
然而，战争结果惨败：马尾船厂被法军炮击摧毁，张佩纶被革职。张之洞事后评价道：“张佩纶忠勇可嘉，然不谙兵事，徒以意气用事，致有此败。”（引自《张之洞全集》）他认为，清流党的主战虽激发士气，但缺乏对敌我实力的评估，导致“空谈误战”。此例显示，张之洞早期支持清流，但后期视其为“鲁莽之举”。历史影响上，这场战争暴露了清军的落后，推动了洋务派如张之洞加强军备建设。
例子二：反对铁路修建的清流党与张之洞的实践
1880年代，清流党如黄体芳、张之洞的早期盟友，强烈反对修建铁路，理由是“惊扰祖陵，破坏风水，失业者众”。黄体芳上疏称：“铁路一开，民不聊生，国本动摇。”这导致朝廷一度搁置铁路计划。
张之洞则在1890s于湖北大力推动铁路建设，修建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他在《劝学篇》中反驳道：“清流畏铁路如虎，然无铁路，何以运兵运粮？昔者英法以铁路致富强，我若禁之，自取灭亡。”张之洞的实践证明，铁路不仅未破坏风水，反而促进了湖北的经济繁荣，如汉阳铁厂的原料运输。此例突出张之洞对清流党的批评：其主张虽出自爱国，但“泥古不化”，阻碍进步。历史影响上，清流的阻挠使中国铁路发展滞后20年，影响了工业化进程。
结论：张之洞评价的启示
张之洞对清流党的评价，体现了晚清改革派的务实精神。他敬重清流党的道德坚守，但批判其保守与空谈，认为这会“误国”。清流党的政治主张虽激发了民族意识，但其历史影响主要是负面：阻碍改革、加剧内耗，最终加速了清廷的衰落。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正是对清流党的超越，强调在维护传统的同时拥抱现代。
从历史角度看，张之洞的评价提醒我们：爱国需以理性为基础，空谈道德无法应对复杂挑战。在当代，这一教训仍有借鉴意义——面对全球化挑战，我们需平衡传统与创新，避免极端保守。张之洞的智慧，不仅在于其改革实践，更在于其对同代人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