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幸福感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以及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路径。本文将从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具体案例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详细阐述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核心动力

党建引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组织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协调力，能够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凝聚治理合力。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可以确保治理方向正确、决策科学、执行高效。

1.1 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基层党组织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具体而言，要建立健全“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四级组织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社区党委可以牵头成立临时党支部，吸纳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代表中的党员参与，形成“红色议事厅”，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改造方案，避免以往“政府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1.2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志愿服务队等形式，引导党员在基层治理中亮身份、作表率。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许多社区组建了“党员突击队”，党员们主动承担卡口值守、物资配送、核酸检测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据统计，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党员志愿者超过3000万人，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在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

1.3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党建工作不能与业务工作“两张皮”，必须深度融合。在基层治理中，要将党建目标与治理目标相结合，把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治理效能的提升上。例如，一些地方推行“党建+网格化管理”，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网格员既负责信息采集、矛盾调解，又负责政策宣传、服务代办，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这种模式有效提升了服务群众的精准度和效率。

2. 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

多元共治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群众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党建引领下，多元共治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单一管理的不足，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

2.1 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相结合

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也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引入专业力量。例如，在物业管理领域，可以推行“红色物业”模式，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引入优质物业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儿童托管、助残服务等民生领域。例如，上海市某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工机构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有效缓解了养老压力，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2.2 社会协同与群众自治相促进

社会协同是指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的作用，形成治理合力。群众自治则是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通过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听证会等形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例如，杭州市某社区推行“居民议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居民代表围绕社区环境、停车管理、公共设施等问题提出建议，社区党委汇总后交由相关部门办理，并跟踪反馈。这种模式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有效化解了诸多矛盾，社区投诉率下降了40%以上。

2.3 科技赋能与智慧治理

现代信息技术为多元共治提供了强大支撑。通过搭建智慧治理平台，可以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高效协同。例如，一些城市开发了“社区APP”或“微信小程序”，居民可以在线上报问题、参与投票、查询政策、预约服务。平台后台由社区党组织统筹，将问题分类派单至物业、城管、公安等部门处理，并实时反馈处理进度。例如，深圳市某区的“智慧社区”平台，自上线以来处理居民诉求超过10万件，平均处理时间从原来的7天缩短至2天，群众满意度达到98%。

3. 实践案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生动实践

为了更好地理解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运作模式，以下选取两个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剖析。

3.1 案例一：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

北京市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推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旨在解决基层“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难题。具体运作如下：

问题发现：街道或乡镇作为基层治理的“前哨”，通过网格员巡查、群众举报等方式发现问题（如违建、环境污染、占道经营等）。
吹哨启动：街道党工委根据问题性质，向相关职能部门“吹哨”，要求其限时到场处理。
部门报到：接到“吹哨”后，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如30分钟内）赶到现场，联合执法。
后续反馈：处理完毕后，街道将结果反馈给群众，并向上级党委报告。

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党建引领，街道党工委通过统筹协调，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快速响应。例如，某街道发现一处非法排污点，立即“吹哨”，环保、水务、公安等部门迅速联动，仅用一天时间就关停了排污企业，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据统计，该机制实施后，北京市基层问题解决率提高了30%以上，群众投诉量下降了25%。

3.2 案例二：成都市“社区合伙人”模式

成都市武侯区推行“社区合伙人”模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个人以“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具体运作如下：

需求发布：社区党组织通过调研，梳理出社区在养老、托幼、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清单。
合伙人招募：通过公开招募、定向邀请等方式，吸引各类主体“认领”需求。例如，一家养老企业可以认领社区养老服务，一个文艺团体可以认领社区文化活动。
协议签订：社区与合伙人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服务标准、考核机制等。
协同运作：社区党组织提供场地、宣传等支持，合伙人提供专业服务，居民享受服务并参与评价。

例如，某社区与一家早教机构合作，为0-3岁婴幼儿提供免费或低偿的亲子课程，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同时，社区组织居民志愿者协助机构开展活动，形成了“专业服务+志愿补充”的良好局面。该模式运行两年来，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了50%，居民满意度达到95%以上。

4. 保障机制：确保多元共治可持续运行

要实现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长效化，必须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机制，包括制度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和监督评估机制。

4.1 制度保障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边界。例如，出台《社区治理促进条例》，规定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四议两公开”制度（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居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确保决策民主、公开、透明。

4.2 人才保障

加强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培养一批既懂党建又懂治理的复合型人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选拔优秀干部：从机关选派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
培训提升能力：定期组织社区工作者、党员骨干参加治理能力培训。
激励留人：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打通职业晋升通道，例如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可以选拔进入街道领导班子。

4.3 资金保障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确保治理工作有充足经费。

财政投入：各级政府要将基层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社区运转、服务项目等资金需求。
社会资本引入：通过公益创投、慈善捐赠、企业赞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例如，设立“社区治理基金”，由社区党组织管理，用于支持小微服务项目。
自我造血：鼓励社区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开展低偿服务等方式，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4.4 监督评估机制

建立科学的监督评估体系，确保多元共治不走样、不流于形式。

内部监督：社区党组织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党员监督。
群众监督：通过满意度调查、居民评议、公开栏等方式，接受群众监督。例如，每季度公布“治理成绩单”，详细列出服务项目、资金使用、问题解决情况等。
第三方评估：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对治理效能进行客观评价，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工作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5. 提升群众幸福感：创新治理的最终目标

一切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显著提升群众幸福感：

5.1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多元共治能够快速响应群众诉求，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例如，通过“红色物业”解决小区停车难、电梯故障频发等问题；通过“社区合伙人”解决老人用餐难、孩子托管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提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5.2 增强群众参与感和归属感

当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会大大增强。通过参与议事、志愿服务等活动，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提升。例如，一些社区组织居民共同设计社区微景观、共同制定居民公约，让群众感受到“我的社区我做主”，这种参与感本身就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5.3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层稳则社会安。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冲突。例如，某社区通过“党员调解室”，成功调解了多起邻里纠纷、物业纠纷，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和谐的邻里关系、安全的社区环境，让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4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多元共治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弱势群体倾斜。例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政务服务。这些举措有效缩小了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服务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结语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党建引领是根本，多元共治是路径，破解难题是目的，提升群众幸福感是目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群众参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从“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转变，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服务”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治理创新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幸福感

一、引言：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频繁、群众需求多元化，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治理资源分散、部门协调不畅、群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必然选择。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凝聚合力，还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核心动力

2.1 强化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必须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确保治理方向正确、决策科学、执行高效。

具体实践路径：

构建四级组织体系：建立健全“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架构，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在378个居民区全部建立党支部，将党小组建在楼栋，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
建立红色议事平台：社区党委牵头成立“红色议事厅”，吸纳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代表中的党员参与，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通过这一机制，成功解决了困扰居民三年的停车难问题，居民满意度从43%提升至92%。
推行党建项目责任制：对重点治理项目明确党员责任人，实行“一个项目、一名党员、一套方案、一抓到底”。例如，老旧小区改造中，党员担任项目监督员，全程跟踪工程质量，确保改造真正惠及民生。

2.2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其先锋模范作用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治理工作的认同度和参与度。

创新党员作用发挥机制：

设立党员责任区：根据党员特长和居住情况，划分责任区，明确服务内容。杭州市下城区推行“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活动，2000多名党员在社区认领政策宣传、矛盾调解、环境维护等岗位，年均服务时长超过50小时。
组建党员突击队：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党员冲锋在前。疫情防控期间，全国3000多万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防控，承担卡口值守、物资配送、核酸检测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建立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将党员参与治理情况量化积分，与评优评先、民主评议挂钩。成都市武侯区实施该制度后，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了60%，群众对党员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

2.3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党建工作必须与治理业务同频共振，避免“两张皮”现象。

融合创新模式：

党建+网格化管理：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网格员身兼信息采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服务代办数职。深圳市南山区通过这一模式，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网格事件办结率从75%提升至98%。
党建+智慧治理：开发“党建+”APP，整合党员管理、民生服务、民意收集功能。例如，南京市鼓楼区的“智慧党建”平台，党员可通过手机APP参与组织生活、认领微心愿，群众可在线反映问题、评价服务，形成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闭环。
党建+志愿服务：建立党员志愿服务时间银行，服务时长可兑换社区服务或商品。上海市杨浦区试点以来，党员志愿服务参与率从35%提升至82%，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0万小时。

三、多元共治：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

3.1 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相结合

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也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引入专业力量，提升服务效能。

创新合作模式：

红色物业模式：社区党组织牵头引入优质物业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提升服务质量。例如，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社区党委成员与物业公司管理层交叉任职，实现了党建与物业服务的深度融合。该社区物业费收缴率达98%，居民投诉率下降70%。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制定购买服务目录，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广州市海珠区每年投入3000万元购买养老服务，引入15家专业机构，为2万名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6%。
PPP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对于大型社区治理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例如，成都市某区引入社会资本建设社区综合体，政府提供场地和政策支持，企业负责运营，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3.2 社会协同与群众自治相促进

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合力。

具体实践：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重点培育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邻里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北京市海淀区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计划”，每年投入500万元扶持资金，全区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从2018年的300个增长到2023年的2100个，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创新群众自治载体：建立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听证会等自治平台。杭州市拱墅区推行“居民议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居民代表围绕社区事务提出建议，社区党委汇总后交由相关部门办理，并跟踪反馈。该制度实施以来，社区投诉量下降45%，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提升至78%。
建立积分激励机制：对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可兑换服务或商品。例如，深圳市福田区的“社区积分银行”，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环境维护、矛盾调解等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在社区超市兑换商品或抵扣物业费，参与居民从2019年的5000人增至2023年的3.2万人。

3.3 科技赋能与智慧治理

现代信息技术为多元共治提供了强大支撑，能够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高效协同。

智慧治理平台建设：

社区APP/小程序：开发集问题上报、政策查询、服务预约、民意征集于一体的平台。例如，上海市“社区云”平台覆盖全市所有街镇，居民可通过手机反映问题，平台自动派单至相关部门，处理结果实时反馈。平台运行以来，日均处理事件超过1万件，平均处理时间从7天缩短至2天。
大数据分析应用：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群众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例如，成都市利用大数据分析发现，某区域老年人口密集但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据此新增3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人群增加1.5万人。
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社区安装智能监控、环境监测、消防预警等设备，实现主动预警、快速响应。例如，南京市秦淮区为独居老人安装智能烟感、燃气泄漏报警器，通过物联网连接社区平台，已成功预警处置险情20余起，挽救了多名老人的生命。

四、实践案例：多元共治的生动实践

4.1 案例一：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

背景：基层长期面临“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困境，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现象严重。

运作机制：

问题发现：街道作为基层治理“前哨”，通过网格员巡查、群众举报等方式发现问题。
吹哨启动：街道党工委根据问题性质，向相关职能部门“吹哨”，要求其限时到场。
部门报到：接到“吹哨”后，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联合执法。
结果反馈：处理完毕后，街道将结果反馈群众，并向上级党委报告。

成效：该机制实施后，北京市基层问题解决率提高30%以上，群众投诉量下降25%。典型案例：某街道发现非法排污点后立即“吹哨”，环保、水务、公安等部门迅速联动，仅用一天就关停排污企业，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

4.1 案例二：成都市“社区合伙人”模式

背景：社区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运作机制：

需求发布：社区党组织梳理需求清单（养老、托幼、文化、环境等）。
合伙人招募：公开招募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认领”需求。
协议签订：明确服务标准、考核机制、双方权责。
协同运作：社区提供场地支持，合伙人提供专业服务，居民参与评价。

成效：该模式运行两年，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提升50%，居民满意度达95%。典型案例：某社区与早教机构合作，为0-3岁婴幼儿提供免费亲子课程，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问题，同时组织居民志愿者协助，形成“专业服务+志愿补充”的良好局面。

4.3 案例三：杭州市“微网格”治理模式

背景：传统网格划分过大，难以精准服务到户。

创新做法：

将社区划分为若干微网格（一般100-150户），每个微网格配备1名党员微网格长和2-3名志愿者。
开发“微网格”APP，微网格长每日巡查、实时上报，居民可一键呼叫微网格长。
建立“微网格议事会”，每周召开一次，协商解决微网格内的事务。

成效：微网格模式使问题发现率提高40%，处置效率提升60%，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从85%提升至96%。

五、保障机制：确保多元共治可持续运行

5.1 制度保障

完善法律法规：

出台《社区治理促进条例》，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的权利义务。
建立“四议两公开”制度：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居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创新工作机制：

联席会议制度：街道党工委每月召开一次，统筹协调辖区单位。
项目认领制度：将治理项目公开发布，由各类主体自愿认领。
考核评价制度：将多元共治成效纳入街道、社区年度考核，权重不低于30%。

5.2 人才保障

队伍建设路径：

选拔优秀干部：从机关选派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任期2年，考核优秀者优先提拔。例如，北京市每年选派200名干部下沉社区。
能力提升培训：建立社区工作者培训学院，每年组织不少于40学时的培训。成都市每年培训社区工作者1.2万人次。
激励留人机制：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建立职业发展通道。例如，深圳市社区工作者平均薪酬达到当地事业单位水平，优秀社区书记可选拔进入街道领导班子。

5.3 资金保障

多元化投入机制：

财政投入：将基层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社区运转经费不低于每年每万元。例如，上海市每年投入社区治理经费超过50亿元。
社会资本引入：设立社区治理基金，通过公益创投、慈善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例如，广州市设立1亿元社区治理基金，支持小微项目2000余个。
自我造血：鼓励社区盘活闲置资产，开展低偿服务。例如，成都市某社区将闲置空间改造为社区食堂，年收益20万元，反哺社区服务。

5.4 监督评估机制

立体化监督体系：

内部监督：社区党组织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接受党员监督。
群众监督：每季度公布“治理成绩单”，详细列出服务项目、资金使用、问题解决情况。
第三方评估：引入专业机构进行效能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工作和奖惩依据。例如，杭州市每年委托第三方对社区治理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挂钩。

六、提升群众幸福感：创新治理的最终目标

6.1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多元共治能够快速响应群众诉求，解决日常生活痛点。

典型案例：

老旧小区改造：北京市朝阳区通过党建引领、居民参与，改造老旧小区12个，解决电梯加装、停车位不足等问题，惠及居民2.3万户，群众满意度达98%。
养老服务优化：上海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机构为独居老人提供每日探访服务，已覆盖老人5万名，成功救助突发疾病老人300余名。
儿童托管服务：深圳市通过“社区合伙人”模式，开设四点半课堂，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问题，服务儿童超过10万人次。

6.2 增强群众参与感和归属感

当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

创新参与形式：

社区微更新：组织居民共同设计社区微景观。例如，成都市某社区组织居民投票决定小区绿化方案，居民参与率达80%，改造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提升40%。
居民公约制定：通过民主协商制定居民公约，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例如，杭州市某社区通过居民公约成功解决了高空抛物问题，投诉量归零。
志愿服务积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服务或商品。例如，深圳市福田区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从2019年的5000人增至2023年的3.2万人。

6.3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稳则社会安，多元共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矛盾化解机制：

党员调解室：由经验丰富的党员担任调解员，成功调解邻里纠纷、物业纠纷。例如，某社区通过党员调解室，年均调解纠纷2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5%。
心理咨询服务：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例如，上海市在社区设立心理咨询室，年均服务3000人次，有效预防了多起极端事件。
平安社区建设：通过技防+人防，降低治安案件发生率。例如，南京市某社区安装智能监控后，治安案件下降60%，居民安全感达98%。

6.4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多元共治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弱势群体倾斜。

服务均等化举措：

特殊群体关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残疾人、低保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广州市为2000名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人均补贴1.2万元。
政务服务下沉：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例如，深圳市在社区设立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可办理200余项业务，年均服务50万人次。
缩小服务差距：推动城乡社区服务一体化。例如，成都市通过城乡结对共建，农村社区服务覆盖率从60%提升至95%，城乡服务差距显著缩小。

七、未来展望：持续深化创新治理

7.1 数字化转型深化

未来，数字化技术将更深入地融入基层治理。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将为治理带来新可能。例如，利用AI技术进行舆情分析，提前预警矛盾；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可信；利用元宇宙技术开展虚拟社区议事，提高参与便捷度。

7.2 社会资本激活

进一步激活社会资本，培育更多专业、规范的社会组织。预计到2025年，全国社区社会组织将超过200万个，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同时，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升其专业服务水平。

7.3 制度化规范化推进

将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例如，制定《多元共治促进法》，明确各方权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治理标准体系，推动治理规范化、标准化。

7.4 人才专业化发展

加强社区治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高校设立社区治理专业，培养一批懂治理、善服务、会创新的专业人才。预计到2025年，全国持证社区工作者将达到100万人，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