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简称“国社科”）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其研究基础的构建至关重要。一个扎实的研究基础不仅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影响力。国社科研究基础的核心在于理论文献与实证数据的双重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理论文献为研究提供概念框架、理论视角和学术对话的平台；实证数据则为理论假设提供检验依据，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本文将详细阐述如何构建这双重支撑，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一、 理论文献支撑：构建研究的学术根基
理论文献是研究的起点和导航图。它帮助研究者厘清研究问题的学术脉络，定位自身研究的创新点，并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假设和解释框架。
1. 文献梳理的系统性与批判性
系统性的文献梳理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对相关领域已有研究的深度整合与批判性反思。研究者需要明确回答：该领域有哪些经典理论和前沿观点？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分歧与共识是什么？现有研究存在哪些空白或不足？这为研究问题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举例说明： 假设研究主题为“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在文献梳理阶段，研究者需要：
- 追溯经典理论： 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些理论为理解传统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基础。
- 梳理前沿研究： 关注近年来关于“数字政府”、“智慧乡村”、“技术赋能治理”等主题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当前的研究热点和主要发现。
- 识别研究空白： 通过对比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应用的宏观描述，缺乏对技术如何具体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不同治理主体（如村干部、村民、乡贤）行为的微观机制分析。这便为研究找到了切入点。
2. 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创新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构建或选择一个适合的理论框架，用以指导整个研究过程。这个框架可以是对现有理论的整合、修正，也可以是基于新现象提出的新概念。
举例说明： 针对上述“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研究者可以构建一个“技术-制度-行动者”的整合分析框架：
- 技术维度： 分析数字技术（如政务APP、微信群、大数据平台）的特性（如连接性、透明性、可追溯性）。
- 制度维度： 考察乡村既有的正式制度（如村民自治章程）和非正式制度（如人情关系、地方性知识）。
- 行动者维度： 关注村干部、普通村民、返乡青年等不同群体如何利用或应对技术带来的变化。
- 互动机制： 重点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如何重塑乡村治理的流程、权威结构和公共参与模式。这个框架既借鉴了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又结合了数字社会学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 文献引用的规范性与对话性
在撰写研究设计或论文时，文献引用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如GB/T 7714），确保准确性和可追溯性。更重要的是，引用应体现“对话性”，即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联：是支持、反驳、补充还是拓展？
举例说明： 在论证研究假设时，可以这样表述：“与Smith (2020) 关于技术强化科层控制的发现不同，本研究基于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性，提出数字技术可能同时强化正式权威与非正式网络的双重逻辑，这一假设旨在回应并拓展技术社会学中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
二、 实证数据支撑：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
实证数据是检验理论假设、揭示客观规律的基石。国社科研究强调“问题导向”，实证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必须紧密围绕研究问题，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代表性和有效性。
1. 数据来源的多元化与可靠性
国社科研究的数据来源应尽可能多元化，以相互印证，提高结论的稳健性。主要来源包括：
- 官方统计数据： 如国家统计局、各部委发布的年鉴、普查数据。
- 一手调查数据： 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获取。
- 二手案例资料： 如地方志、档案、媒体报道、网络文本等。
- 实验或准实验数据：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设计干预实验。
举例说明： 研究“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整合以下数据：
- 宏观数据： 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如宽带覆盖率、智能手机普及率）的面板数据。
- 中观数据： 通过县级政府获取政务APP的使用数据、在线办事量等。
- 微观数据： 在3-5个典型村庄进行问卷调查（样本量约300-500份），收集村民对技术使用的满意度、参与度等数据；对村干部、技术供应商、村民代表进行深度访谈（约20-30人），了解技术落地的具体过程、遇到的障碍及各方的应对策略。
- 文本数据： 收集村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经脱敏处理）、相关网络舆情，分析技术使用中的公共讨论和情感倾向。
2. 数据收集方法的科学性与伦理性
数据收集方法需与研究问题匹配，并严格遵守学术伦理。例如，问卷设计需经过预测试，确保信效度；访谈需获得知情同意，并保护受访者隐私。
举例说明： 在设计村民问卷时，除了基本信息，可设置李克特量表题测量“技术使用效能感”（如“我认为使用政务APP能更快解决我的问题”），并通过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在访谈中，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您第一次使用XX技术是什么时候？谁教您的？遇到过什么困难？如何解决的？”等问题展开，以获取丰富的故事性资料。
3. 数据分析方法的严谨性与适切性
数据分析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数据类型和研究目的。国社科研究鼓励使用前沿的计量方法，但方法必须服务于问题，避免“方法炫技”。
举例说明： 针对上述研究，数据分析可分层进行：
- 定量分析： 使用Stata或R软件。首先，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其次，为检验“技术使用是否提升治理效能”的假设，可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例如：
// 假设因变量Y为村民对治理效能的满意度（1-5分），自变量X1为技术使用频率，X2为技术使用能力，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收入等 reg Y X1 X2 age education income, robust // 为进一步分析技术使用对不同群体（如村干部vs普通村民）的影响差异，可加入交互项 reg Y c.X1##c.age education income, robust - 定性分析： 使用NVivo软件对访谈录音和文本资料进行编码。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关键概念（如“技术依赖”、“数字鸿沟”、“关系重构”）；然后进行轴心式编码，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如“技术依赖”如何导致“关系重构”）；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形成核心故事线（如“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适应性过程”）。
- 混合方法： 将定量与定性结果结合。例如，回归分析发现年龄与技术使用满意度呈负相关，而访谈资料则揭示了老年村民因操作困难、缺乏指导而产生的挫败感，从而为统计结果提供了生动的机制解释。
三、 理论与实证的互动：实现研究的深度与创新
国社科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理论与实证的深度融合，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循环。
1. 用实证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
实证数据不仅验证理论假设，更可能挑战或丰富现有理论。例如，上述研究可能发现，技术并未如预期那样削弱村干部的权威，反而通过数据集中和流程标准化，强化了其在信息控制方面的优势。这一发现可以修正“技术赋权”的简单化理解，提出“技术赋能与技术规训并存”的新理论观点。
2. 用理论提升实证研究的解释力
理论框架为实证分析提供了“透镜”。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容易沦为现象描述。例如，在分析访谈资料时，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可以更清晰地识别技术如何改变了村民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和信任关系，而不仅仅是记录“大家用微信群聊天”这一表面现象。
3. 案例：一项关于“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国社科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中国乡村的治理结构与公共参与？ 理论支撑： 整合“技术社会学”（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治理理论”（如多中心治理），构建“技术-制度-行动者”互动框架。 实证设计：
- 案例选择： 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选取东部发达地区、中部传统农业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各1-2个典型村庄，确保案例的多样性。
- 数据收集：
- 对每个村庄进行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查，包括参与式观察（观察技术使用场景）、深度访谈（村干部、技术员、普通村民、返乡青年等）、焦点小组讨论。
- 收集村庄的治理文件、微信群记录、政务平台数据。
- 数据分析：
- 定性分析： 对每个案例进行“过程-事件”分析，追踪技术引入前后治理流程的变化。
- 定量分析： 设计“村庄治理效能指数”（包含公共服务满意度、矛盾调解效率、公共事务参与率等指标），通过前后对比或跨案例比较，评估技术的影响。
- 理论对话： 最终，研究将揭示技术如何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如强关系网络 vs. 弱关系网络）产生差异化的治理效应，从而为“技术-社会”互构理论提供来自中国乡村的经验证据，并为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提供具体建议。
四、 结论：双重支撑是国社科研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国社科研究的基础绝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理论文献与实证数据双重支撑的坚实地基之上。理论文献确保了研究的学术高度和对话能力，避免了低水平重复；实证数据则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使研究扎根于中国大地。二者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研究者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都下足功夫，进行系统、深入、批判性的文献梳理，并设计严谨、多元、可靠的实证方案，最终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只有这样，国社科项目才能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精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实质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