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然而，在实践中，基层治理常常面临“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政策和服务难以精准、高效地触达每一位居民，尤其是在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本文将从网格化管理的现状出发，深入分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探讨如何通过居民自治等创新路径破解难题，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一、网格化管理：基层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及其局限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它通过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这一模式在疫情防控、信息采集、矛盾调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网格化管理的运作机制
网格化管理的核心是“精细化”和“责任化”。以某市为例，该市将全市社区划分为5000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2名专职网格员，负责巡查、上报、协调等工作。网格员通过手机APP实时上传问题，系统自动分派至相关部门处理。例如，在垃圾分类推广中，网格员不仅负责宣传，还监督居民分类情况，对违规行为进行劝导和上报。
2. 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信息采集效率提升：网格员定期走访，确保人口、房屋等基础数据动态更新。在疫情期间，某区通过网格化管理，仅用3天就完成了10万居民的健康排查。
- 问题响应速度加快：通过“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居民上报的问题能在24小时内得到响应。例如，某小区路灯损坏，网格员上报后，市政部门当天就完成了修复。
-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网格员作为“第一调解员”，成功化解了大量邻里纠纷。据统计，某街道通过网格化管理，将矛盾纠纷化解率从70%提升至95%。
3. 网格化管理的现实挑战
尽管网格化管理成效显著，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正是“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集中体现。
（1）网格员负担过重，角色定位模糊
网格员往往承担着信息采集、政策宣传、矛盾调解、环境监督等多重职责，工作量大、压力大。某市调研显示，80%的网格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薪资待遇普遍偏低（月薪约3000-4000元），导致人员流动性高。此外，网格员的角色定位模糊，既是“服务员”又是“监督员”，容易引发居民抵触情绪。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网格员催促居民配合，却被误解为“政府的帮凶”，反而激化了矛盾。
（2）技术依赖过度，人文关怀缺失
网格化管理高度依赖信息化平台，但技术手段无法完全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某社区曾出现这样的案例：网格员通过系统上报了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但系统只记录了数据，未触发人工关怀，导致老人突发疾病未被及时发现。此外，数据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居民隐私泄露风险增加。
（3）部门协同不畅，权责不清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常遇阻力。例如，某小区出现违建问题，网格员上报后，城管、规划、街道等多个部门相互推诿，最终问题拖延数月未解决。这反映出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网格员“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依然存在。
（4）居民参与度低，自治意识薄弱
网格化管理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居民多为被动接受服务，主动参与治理的意愿不强。某社区调查显示，仅有20%的居民知道网格员的职责，10%的居民曾主动联系网格员反映问题。这种“政府干、居民看”的现象，导致治理成本高、可持续性差。
二、居民自治：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路径
居民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它强调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从网格化管理到居民自治，是治理理念从“管理”到“服务”再到“共治”的转变。
1. 居民自治的内涵与价值
居民自治的核心是“还权于民”，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决策，解决社区公共事务。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但具体方案需由居民协商确定。上海某小区通过“居民议事会”，成功解决了低楼层住户的反对问题，最终达成共识。
2. 居民自治的实践案例
（1）浙江“枫桥经验”的现代版：社区议事厅
浙江诸暨枫桥镇在传统“枫桥经验”基础上，创新设立“社区议事厅”，每月召开一次居民议事会，讨论社区公共事务。例如，在垃圾分类推广中，议事会决定采用“积分兑换”激励机制，居民参与率从30%提升至90%。议事会成员由居民推选，包括党员、志愿者、普通居民，确保代表性。
（2）北京“小巷管家”模式：居民参与环境治理
北京市东城区推行“小巷管家”制度，招募居民志愿者担任“小巷管家”，负责巡查背街小巷、上报问题、协调解决。例如，一位退休教师担任“小巷管家”后，发现某胡同路灯损坏，他不仅上报，还组织居民共同维修，最终问题在一周内解决。这种模式将治理责任从网格员转移给居民，激发了主人翁意识。
（3）成都“信托制物业”：居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成都市武侯区在老旧小区引入“信托制物业”，将物业费、公共收益等资金设立为信托基金，由居民选举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管理，账目完全公开。例如，某小区通过信托制物业，将公共收益用于改善绿化和安防，居民满意度从50%提升至85%。这种模式通过经济透明化，增强了居民对物业的信任，促进了自治。
3. 居民自治的现实挑战
尽管居民自治前景广阔，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障碍。
（1）居民参与动力不足
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快，居民时间有限，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某社区调研显示，仅有15%的居民愿意定期参加社区会议，且多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年轻群体因工作繁忙，参与度更低。
（2）自治能力欠缺
居民缺乏治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对建筑规范、资金筹措等一无所知，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某小区因居民意见分歧，加装电梯项目拖延两年未果。
（3）外部支持不足
居民自治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但在实践中，政府往往“一放了之”，缺乏持续指导。例如，某社区成立业委会后，因缺乏法律和财务知识，管理混乱，最终被居民质疑。
（4）利益冲突难以调和
社区公共事务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如高低楼层住户、租户与业主等。某小区在规划停车位时，有车族与无车族矛盾尖锐，最终方案难以通过。这反映出自治过程中民主协商的复杂性。
三、创新路径：从网格化管理到居民自治的融合与升级
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需要将网格化管理的“精细化”优势与居民自治的“民主化”优势相结合，探索创新路径。
1. 网格员角色转型：从“管理者”到“赋能者”
网格员不应仅是问题的上报者，更应成为居民自治的“催化剂”。例如，某市试点“网格员+居民议事会”模式，网格员负责组织居民会议、提供政策咨询，但不直接决策。在垃圾分类中，网格员引导居民讨论分类规则，最终由居民共同制定奖惩措施。这种模式既发挥了网格员的专业优势，又避免了行政干预。
2. 技术赋能自治：数字化工具的应用
利用数字化工具降低居民参与门槛，提升自治效率。例如，开发社区自治APP，居民可在线投票、讨论、监督。上海某社区使用“社区云”平台，居民通过手机即可参与议事、查看财务公开。在加装电梯项目中，居民通过APP实时查看进度、提出建议，决策效率提升50%。
3.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构建自治载体
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例如，成都某社区培育了“环保志愿者队”“老年互助社”等10多个社会组织，覆盖居民30%以上。这些组织在垃圾分类、养老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提供场地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4. 完善制度保障：法律与政策支持
居民自治需要制度保障。例如，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居民议事会、业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权责。同时，建立社区治理基金，为自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浙江某市设立“社区治理创新基金”，每年投入500万元，支持居民自治项目，成功孵化了50多个自治案例。
5. 案例：从网格化管理到居民自治的转型实践——以深圳某社区为例
深圳某社区原为典型的网格化管理社区，网格员负担重、居民参与低。2022年，社区启动转型，采取以下措施：
- 网格员转型：将网格员从“全科医生”转为“专科医生”，每人专注1-2个领域（如养老、环保），并培训居民骨干。
- 建立“社区合伙人”制度：招募居民、企业、社会组织作为合伙人，共同解决社区问题。例如，一家咖啡馆提供场地作为议事空间，居民志愿者负责运营。
- 数字化平台：开发“社区通”APP，居民可一键上报问题、参与投票、查看治理进度。
- 成效：一年后，居民参与率从10%提升至40%，问题解决率从70%提升至95%，网格员工作量减少30%。
四、结论：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本质上是治理模式与居民需求之间的错位。网格化管理提供了精细化的基础，但需向居民自治升级，实现从“管理”到“共治”的转变。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通过角色转型、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等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未来，基层治理应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将技术工具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成为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