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招投标制度是确保公平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然而，近年来曝光的各类围标串标案件，尤其是南通市的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风险与监管漏洞。这些案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政府公信力。本文将深入剖析南通市围标案例，系统阐述其操作手法、暴露的风险点、监管漏洞，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对策，以期为完善招投标监管体系提供参考。
一、 南通市围标案例概述
1.1 案例背景
南通市作为长三角重要的经济城市，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招投标制度的漏洞，通过围标、串标等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其中，202X年曝光的“南通市某市政道路工程围标案”具有典型代表性。
1.2 案件基本情况
该案涉及南通市某区市政道路改造工程，项目预算约1.2亿元。在招标过程中，以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非法手段，操纵了多家投标单位的报价，最终使其控制的公司以高于市场价15%的价格中标，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约1800万元。
1.3 案件查处结果
经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调查，该团伙通过行贿、伪造投标文件、串通报价等方式实施围标。最终，王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因串通投标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涉案的多家企业被处以罚款并列入失信名单，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人员也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二、 围标操作手法深度剖析
围标行为隐蔽性强，手法多样，南通市案例中暴露出以下几种典型操作模式：
2.1 虚假投标与陪标
操作手法：不法分子通常会控制或借用多家企业的资质参与同一项目投标。这些企业表面上是独立的投标主体，实则由同一人或同一团伙控制。在投标过程中，他们会精心设计报价，确保其中一家（通常是预先内定的）中标，其他企业则作为“陪标”者，其报价或技术方案故意设置得稍逊一筹。
案例细节：在南通案例中，王某通过其控制的3家建筑公司（A、B、C公司）参与投标。A公司为内定中标方，B、C公司为陪标方。在报价环节，A公司的报价为1.18亿元，B公司报价1.21亿元，C公司报价1.23亿元。从表面看，A公司报价最低，符合“价低者得”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三家公司的报价均高于市场合理价，且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如共用财务人员、办公地址相近等）。
2.2 串通报价与价格联盟
操作手法：多个投标单位私下达成协议，约定各自的报价范围或中标顺序，通过抬高或压低报价来操纵中标结果。这种方式常见于技术门槛较低、竞争激烈的项目。
案例细节：在南通市另一涉及园林绿化工程的围标案中，5家投标单位在开标前秘密聚会，商定报价策略。他们按照事先约定的顺序，分别报出从高到低的价格，确保其中一家以“合理低价”中标，而其他单位则通过高价陪标来衬托。最终，中标价比预算价高出20%，远超市场平均水平。
2.3 利用招标文件设置倾向性条款
操作手法：招标方或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通过设置不合理的资质要求、技术参数或评分标准，为特定投标人“量身定制”，排除其他潜在竞争者。
案例细节：在南通某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招标中，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企业必须具备“某特定品牌的软件著作权”，而该品牌软件的开发商仅有一家。这实际上排除了其他所有潜在投标人，导致该项目在无竞争的情况下被该品牌开发商中标。后经查实，该招标文件的编制人员与中标企业存在利益输送关系。
2.4 虚假业绩与资质造假
操作手法：投标人通过伪造合同、业绩证明、资质证书等方式，夸大自身实力，骗取中标资格。在南通案例中，部分涉案企业通过购买假资质、伪造项目经理证书等手段参与投标。
案例细节：某涉案企业为满足招标文件中“近三年完成过类似项目”的要求，伪造了与某政府部门的合同及验收报告。在投标时，该企业将这些伪造文件作为业绩证明提交。由于评标专家未进行严格核查，该企业得以顺利通过资格审查。后经举报，公安机关通过调取税务发票、银行流水等证据，证实了该业绩的虚假性。
三、 暴露的风险与危害
3.1 经济损失风险
围标行为直接导致国家财政资金或企业资金的浪费。在南通案例中，因围标导致的项目溢价高达1800万元，这些资金本可用于改善民生或提高工程质量，却被不法分子非法侵占。
3.2 工程质量与安全风险
围标企业往往通过抬高报价来获取超额利润，但在实际施工中，为了弥补成本，可能偷工减料、降低标准，导致工程质量下降，甚至引发安全事故。例如，在南通某道路工程中，因围标企业为降低成本，使用了劣质材料，导致路面在通车后不久就出现严重开裂，不得不进行返工，造成二次损失。
3.3 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破坏
围标行为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使真正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无法公平参与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下去，会打击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积极性，阻碍行业健康发展。
3.4 政府公信力受损
招投标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环节，围标案件的曝光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公众对政府监管能力的质疑，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四、 监管漏洞分析
4.1 信息不对称与透明度不足
漏洞表现：招标信息、投标企业信息、评标过程等关键环节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例如，投标企业的关联关系、历史投标记录、信用信息等未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共享与核查。
案例佐证：在南通案例中，涉案的多家企业虽然在工商登记上无直接关联，但通过共用财务人员、实际控制人相同等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由于信息孤岛的存在，监管部门难以及时发现这些隐蔽的关联关系。
4.2 评标机制不完善
漏洞表现：评标专家库管理不规范，专家抽取随机性不足；评标过程中，专家对技术方案的评审主观性强，缺乏量化标准；对围标行为的识别能力不足。
案例佐证：在南通某项目评标中，评标专家仅凭投标文件的表面形式进行评审，未深入核查企业业绩的真实性。同时，由于评标时间有限，专家难以对所有投标文件进行细致比对，导致围标行为得以蒙混过关。
4.3 监管力量分散与协同不足
漏洞表现：招投标监管涉及发改、财政、住建、审计、纪检监察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职责交叉、信息共享不畅，容易形成监管盲区。例如，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住建部门负责施工许可，但对招投标过程的监督往往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
案例佐证：在南通案例中，虽然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开标环节发现了部分投标文件存在相似性，但未及时将线索移送给纪检监察机关，导致案件查处滞后。
4.4 惩戒力度不足与失信成本低
漏洞表现：对围标行为的处罚多以罚款、暂停投标资格为主，刑事追责比例较低。同时，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完善，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案例佐证：在南通某围标案中，涉案企业仅被处以罚款和暂停一年投标资格，但其实际控制人通过注册新公司、更换法人等方式，很快又参与其他项目的投标，违法成本过低。
五、 防范对策与建议
5.1 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 修订《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围标串标的认定标准，提高违法成本，增加刑事处罚条款。
- 建立招投标信用体系：将企业、个人的投标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行联合惩戒。例如，对围标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限制其在全国范围内参与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投标。
- 推行电子招投标：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减少人为干预。例如，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自动比对投标文件的相似度、IP地址、MAC地址等，及时发现围标线索。
5.2 强化信息公开与透明度
- 全面公开招投标信息：除涉密项目外，所有招投标信息（包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报告、中标结果等）应在指定平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 建立企业关联关系数据库：整合工商、税务、社保、银行等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防止“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围标行为。
- 推行评标专家随机抽取与异地评标：减少专家与投标人的利益勾结机会。例如，南通市已试点推行“远程异地评标”，专家通过网络系统从全省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在不同地点独立评标。
5.3 创新监管方式与技术手段
- 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建立招投标数据分析平台，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识别异常投标行为。例如，通过分析投标报价的离散度、企业间的关联关系、报价时间规律等，自动预警围标风险。
-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模式，加大对中标后合同履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例如，南通市住建部门已建立“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机制，对中标项目进行随机抽查，确保工程质量。
- 强化社会监督与举报机制：设立便捷的举报渠道，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同时，鼓励媒体和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的格局。
5.4 加强部门协同与联动执法
-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发改、财政、住建、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招投标监管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 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建立统一的招投标监管信息平台。对围标企业，各部门同步采取限制措施，形成监管合力。
- 加大刑事追责力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提前介入重大招投标项目，对涉嫌围标串标的线索及时立案侦查，提高违法成本。
六、 结论
南通市围标案例是招投标领域暗箱操作风险与监管漏洞的集中体现。围标行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破坏市场公平、危害工程质量、损害政府公信力。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评标机制缺陷、监管协同不足以及惩戒力度不够。要根治这一顽疾，必须从制度建设、信息公开、技术创新、部门协同等多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只有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才能确保招投标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真正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未来，随着电子招投标、大数据监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招投标领域的暗箱操作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但监管与违规的博弈永远不会停止，需要各方保持警惕，持续创新监管方式，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