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琦善（1790-1854），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清朝道光年间重臣，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作为鸦片战争期间的关键人物，他因在1840年接替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与英国谈判并签订《穿鼻草约》、《广州和约》等文件，而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长期以来，琦善被主流历史叙事塑造为“投降派”代表，与林则徐的“抵抗派”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琦善的评价逐渐从单一的政治批判转向多维度的历史分析，呈现出复杂的学术脉络。本文旨在梳理琦善评价研究的历史争议与当代解读，探讨其学术演变过程，并分析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与局限性。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道德批判与民族主义叙事下的“卖国贼”形象
1.1 早期历史书写与道德评判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琦善的评价主要受官方史书和士大夫舆论影响。1841年，道光帝以“误国殃民”之罪将琦善革职拿问，这一政治定性奠定了其负面形象的基础。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虽未直接批判琦善，但通过推崇林则徐的抵抗策略，间接强化了琦善的“妥协”色彩。19世纪末，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和革命派在重构历史叙事时，进一步将琦善塑造为“卖国贼”的典型。例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琦善与林则徐对比，强调前者“畏敌如虎”，后者“刚毅不屈”，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影响深远。
1.2 民国时期的史学建构
民国时期，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琦善的负面形象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固化。192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首次对琦善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指出琦善的妥协是“在实力悬殊下的无奈选择”，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共鸣。相反，主流史学界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仍延续道德批判，称琦善“丧权辱国”。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以民族主义为框架，强调“爱国”与“卖国”的对立，缺乏对历史情境的深入考察。
二、20世纪50-70年代：阶级斗争视角下的“反动官僚”标签
2.1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历史研究强调阶级斗争。琦善被归类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其行为被视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勾结外国侵略者”的典型。例如，1950年代的教科书将琦善定性为“投降派头子”，与林则徐的“爱国英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批判，缺乏实证分析，且受政治运动影响，学术讨论空间有限。
2.2 案例：19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琦善
在19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琦善被用作批判“投降主义”的历史案例。例如，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琦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将琦善与林则徐的对比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称琦善“背叛民族利益”。这种研究完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学术价值较低，但反映了该时期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特征。
三、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实证研究与评价多元化
3.1 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实证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的档案开放，学者得以接触更多原始文献，如《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等。这为重新评价琦善提供了史料基础。例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中，通过详细分析琦善的奏折、书信和外交文书，指出琦善在谈判中并非一味妥协，而是试图在“战”与“和”之间寻找平衡，其行为受制于清廷的决策机制和情报失误。茅海建的研究打破了“投降派”的单一标签，强调历史情境的复杂性。
3.2 评价多元化的趋势
这一时期，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琦善：
- 外交策略角度：王开玺在《琦善与鸦片战争》（1990）中，认为琦善的妥协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旨在争取备战时间，但因清廷腐败而失败。
- 个人能力角度：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稿》（1984）中，指出琦善虽有妥协倾向，但并非无能之辈，其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整顿吏治、治理水患，表现出一定的行政能力。
- 比较研究角度：将琦善与林则徐、伊里布等同时代官员对比，揭示其行为的共性与个性。例如，李少军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决策层研究》（2000）中，指出琦善的妥协是清廷整体决策失误的缩影，而非个人道德问题。
3.3 案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的琦善分析
茅海建在书中专设“琦善与鸦片战争”一章，通过对比琦善与林则徐的奏折，指出：
- 情报差异：林则徐通过翻译外文报纸，了解英国实力；琦善则依赖传统情报，误判英军实力。
- 谈判策略：琦善在《穿鼻草约》中试图以“割让香港”换取英军撤退，但未获道光帝批准，最终被定罪。
- 历史局限：琦善的妥协反映了清廷对国际法的无知和外交体系的落后，而非个人“卖国”。 这一分析引发学界广泛讨论，推动了琦善评价的客观化。
四、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视角与跨学科研究
4.1 全球史视角下的重新审视
21世纪以来，全球史研究方法兴起，学者将琦善置于19世纪全球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考察。例如，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在《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朝的“天下”观》（1995）中，虽未直接研究琦善，但其对清朝外交观念的分析为理解琦善行为提供了框架。中国学者如罗志田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004）中，指出琦善的失败是清朝“天下观”与西方“主权国家”观念冲突的体现。
4.2 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近年来，学者结合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方法，对琦善进行多维度分析：
- 政治学视角：分析琦善在清廷决策中的角色，如刘小枫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2010）中，将琦善视为“传统官僚体系”与“现代外交需求”冲突的代表。
- 国际关系学视角：运用现实主义理论，分析琦善的妥协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例如，张小明在《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史》（2015）中，认为琦善的策略在当时条件下是“理性选择”，但因清廷体制僵化而失败。
- 社会学视角：研究琦善的满洲贵族身份对其决策的影响，如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中，间接探讨了满洲精英在危机中的保守倾向。
4.3 案例：全球史视角下的琦善研究
以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1997）为启发，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将琦善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三重维度分析：
- 事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具体行为，如谈判、奏折等。
- 经历：琦善作为满洲贵族的个人经历及其时代局限。
- 神话：后世对琦善的符号化塑造，如“卖国贼”标签的形成过程。 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解构历史叙事，揭示评价的建构性。
五、当代解读：争议焦点与未来方向
5.1 当前争议焦点
尽管琦善评价已趋于多元化，但学界仍存在争议：
- 妥协是否合理：部分学者（如茅海建）认为琦善的妥协是理性选择；另一些学者（如张海鹏）则认为其妥协过于消极，错失备战机会。
- 个人责任与体制责任：琦善的失败是个人能力问题，还是清廷体制问题？多数学者倾向于后者，但具体程度有分歧。
- 民族主义与历史客观性：如何在民族主义叙事与历史客观性之间平衡？这是近代史研究的普遍难题。
5.2 未来研究方向
- 档案深度挖掘：进一步利用新开放的档案，如英国国家档案馆的鸦片战争档案，进行中外史料对比研究。
- 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关注琦善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网络，揭示其决策的微观基础。
- 数字人文方法：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分析琦善的奏折和书信，量化其决策模式。
- 比较研究：将琦善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如日本的阿部正弘）比较，探讨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困境。
结论
琦善的评价研究经历了从道德批判到实证分析、从单一叙事到多元解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进步：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学术自主，从民族主义叙事转向全球视野。然而，琦善的争议性依然存在，这恰恰说明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未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琦善的认识将更加深入，但其作为“争议人物”的历史地位，也将持续引发学界与公众的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琦善案例提醒我们：历史评价应避免简单化，而应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人物的局限与选择。
参考文献（示例）：
-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 王开玺，《琦善与鸦片战争》，《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朝的“天下”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注：以上参考文献为示例，实际研究中需根据最新学术成果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