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政治科学形成的复杂历史脉络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在探讨其形成的标志时，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行为主义革命”和“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行为主义的融合”是两个备受关注的核心论点。要准确理解政治科学的形成，我们需要深入考察这两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内涵、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政治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但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它的确立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学科专业化浪潮密切相关。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科学，是在20世纪中叶后才逐渐成型的。这一过程伴随着方法论的革命、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学科边界的重新界定。行为主义革命无疑是这一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带来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盛行；而20世纪后期政治哲学的复兴以及与行为主义的融合，则标志着学科走向成熟与多元。本文将从历史脉络、核心特征、学术影响等多个维度，详细剖析这两个阶段如何共同塑造了现代政治科学的面貌。
行为主义革命：政治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转型
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背景与核心主张
行为主义革命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政治科学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这场革命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产生了普遍质疑，认为其缺乏科学性和预测能力。其次，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中行为主义方法的成功应用，为政治科学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此外，冷战背景下对政治行为进行精确分析的需求，也推动了行为主义的快速发展。
行为主义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它强调政治研究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以可观察、可测量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摒弃对价值、规范等抽象概念的讨论。行为主义者认为，政治现象本质上是人的行为，因此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和量化分析来揭示其规律。例如，他们主张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选举数据，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公众政治态度，利用实验方法检验政治决策过程。这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旨在使政治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行为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与典型案例
行为主义革命在实践中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选举行为的研究。以美国政治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深入的选民调查，揭示了“二级传播”理论，即媒体信息首先影响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播给普通选民。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观念，展示了实证研究的巨大潜力。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研究。他们通过对五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揭示了不同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这项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也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行为主义革命还推动了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兴起。政治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方法研究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心理，例如对危机情境下决策者认知偏差的分析；政治社会学家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政治联盟的形成机制。这些研究都体现了行为主义强调经验、量化和行为分析的特点。
行为主义革命的学术影响与争议
行为主义革命对政治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使政治科学在学术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其次，它催生了大量新的理论和概念，如理性选择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等，丰富了学科内涵。再者，它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使政治科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更加紧密。
然而，行为主义革命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指出，行为主义过分强调方法而忽视内容，将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化为可测量的行为，可能导致对政治本质的误解。例如，对权力的研究，行为主义可能只关注可见的决策行为，而忽视了潜在的、非正式的权力关系。此外，价值中立的立场也受到质疑，因为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问题、定义概念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判断。这些争议为后来政治哲学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行为主义的融合：走向成熟的学科形态
政治哲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与核心议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政治哲学在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压制”后开始复兴。这一复兴的背景是多方面的。首先，行为主义革命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人们开始反思纯粹实证研究的不足。其次，西方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社会正义、权利保障、民主危机等，迫切需要规范性的理论指导。再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为政治哲学的回归创造了思想空间。
政治哲学复兴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正义、权利、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概念的重新阐释上。其中，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被公认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里程碑。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契约论传统，也为当代政治哲学讨论奠定了基调。
与此同时，其他政治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研究视野。例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提出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形成鲜明对比；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则从社群主义角度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础；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发展了交往理性理论，为民主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论证。
行为主义与政治哲学融合的具体表现
政治哲学的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思辨，而是在与行为主义的对话中形成了新的融合。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规范性实证研究”的新范式。研究者既关注政治现象的经验描述，也探讨其规范意义。例如，在民主研究中，既有对民主制度运行的经验分析（如投票率、政策产出效率的统计），也有对民主本质和价值的哲学探讨。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民主的模式》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代表，他既系统梳理了各种民主理论，也分析了这些理论在现实制度中的体现。
其次，在理论建构上，产生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中间理论。这类理论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但将其应用于制度分析，并考虑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运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公共资源管理，同时融入了规范性考量，提出了自主治理的理论框架。她的研究既包含对实际案例的经验分析，也涉及对公平、责任等价值的讨论。
再者，在具体研究议题上，出现了大量融合性的研究成果。以公民身份研究为例，学者们既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测量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行为主义方法），也探讨公民权利的哲学基础和公民美德的内涵（政治哲学方法）。T.H.马歇尔（T.H. Marshall）的公民身份理论就是早期融合的典范，他将公民权利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框架。
融合阶段的典型案例与学术意义
政治哲学与行为主义的融合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约翰·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发展，体现了对行为主义研究成果的吸收。罗尔斯在回应批评时，调整了他的理论，使其更加关注现代社会的事实性多元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行为主义所揭示的社会现实的回应。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既通过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公民参与的衰落（行为主义方法），也深入探讨了社会资本、公民美德等规范性概念对民主质量的影响。这种研究将经验发现与价值讨论有机结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既科学又富有价值导向的建议。
此外，在国际关系领域，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也体现了这种融合。温特既运用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也强调观念、身份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性作用，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观点。
这种融合的学术意义在于，它使政治科学成为一门既科学又人文的学科。一方面，它保持了对政治现象进行客观分析的能力；另一方面，它没有放弃对政治理想、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种平衡使政治科学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既提供解释，也提供指导。
比较与综合：两个阶段的辩证关系
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哲学复兴的内在联系
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哲学的复兴看似对立，实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行为主义革命为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反作用力”。正是因为行为主义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和替代，才促使政治哲学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理论创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挑战的回应，他试图通过重建规范性理论来证明政治哲学的价值。
其次，行为主义革命所积累的经验研究成果，为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基础。例如，关于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的调查数据，为政治哲学家讨论公民美德、政治参与等概念提供了现实依据。政治哲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能够与经验现实对话的理论。
再者，两个阶段的交替反映了政治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学科形成的角度看，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经历从描述到解释、从经验到规范的辩证发展过程。行为主义革命解决了政治科学“科学性”的问题，而政治哲学的复兴则解决了其“规范性”的问题，两者共同推动了学科的成熟。
从对立到融合的演进路径
两个阶段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融合的演进。在20世纪60-70年代，两者处于明显的对立状态。行为主义者指责政治哲学缺乏科学性，而政治哲学家则批评行为主义忽视价值问题。这种对立在学术会议上、期刊上经常可见，形成了所谓的“两个文化”之争。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对立的局限性。他们开始探索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折衷，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例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过程：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如唐斯的民主理论）是纯粹形式化的，但后来的发展（如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进化理论）则融入了规范性考量。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学术体制的变化上。越来越多的政治科学系开始同时重视实证研究和规范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顶级期刊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既发表经验研究论文，也发表理论探讨文章。这种制度性的认可，标志着融合已经成为政治科学的主流。
对政治科学形成的标志的再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科学的形成不是单一事件的结果，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行为主义革命和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融合，都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标志”，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行为主义的融合”标志着现代政治科学的真正形成。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融合体现了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它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因为它关注价值和规范），也不同于纯人文学科（因为它强调科学方法）。这种独特的学科定位，正是在融合中才得以确立。
第二，融合后的政治科学具备了更完整的解释能力。它既能解释政治现象“是什么”，也能探讨“应该是什么”；既能进行宏观的结构分析，也能进行微观的行为研究。这种全面性是单一方法论所无法达到的。
第三，融合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当代政治科学的前沿研究，如对民主质量的评估、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对全球正义的探讨等，都体现了这种融合特征。这种趋势表明，融合不是暂时的妥协，而是学科成熟的必然结果。
结论：政治科学形成的辩证统一过程
政治科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单一事件。行为主义革命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为政治科学注入了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使其摆脱了纯粹思辨的局限。然而，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行为主义的融合，才真正标志着政治科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的确立。
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折衷，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它使政治科学既保持了科学性，又不失人文关怀；既能进行精确的经验分析，又能进行深刻的规范思考。这种辩证统一，正是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核心特征。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方法论创新，政治科学才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从古代哲学到现代科学，从单一方法到多元融合，这一历程充分展示了学术发展的辩证逻辑。展望未来，政治科学将继续在经验与规范、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平衡，为人类理解和改善政治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因此，当我们回答“政治科学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最准确的答案是：政治科学是在行为主义革命奠定的科学基础上，通过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融合，最终确立了其作为一门成熟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这一过程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也预示着政治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